《哥本哈根》的幽灵

(未刊稿,写作时请勿引用)

方在庆

 

1998年,英国剧作家迈克·弗赖恩(Michael Frayn)根据“1941年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到被德军占领的哥本哈根发表演讲,并与他的老师和朋友玻尔见面,最后不欢而散”这一史实,创作了一出只有三个人物——海森伯、尼尔斯·玻尔和妻子玛格丽特——的话剧《哥本哈根》(Copenhagen)。同年5月在伦敦西区剧院首演,第一轮就持续了15个月,成为保留剧目;继而又成为纽约百老汇的常演剧目。它被翻译为各种语言在世界各地演出。它获得了戏剧界的多个奖项,比如包括最佳编剧在内的四项托尼奖(2000)2002年它还被拍成了电视片。有关它的研讨会举办过多次。媒体也做了大量报导。《哥本哈根》也已来到中国,本来4月底就将上演的话剧,因为SARS推迟了。

对于一个初入道时曾因剧本不佳而被观众在街上饱揍过一顿的剧作家来说,可谓感慨万千。

严格地说,剧作家所关注的这场会面是一场既没有对物理学的发展本身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也谈不上对当时政治格局起过任何作用的短暂的见面。60多年过去了,人们对这次见面的兴趣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由于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完全相反的看法,相关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剧中的主人公。维尔纳·海森伯,1901年出生于德国维尔茨堡,22岁就获得博士学位,26岁当上莱比锡大学的正教授。是一个公认的天才。他好胜心极强,敢于挑战困难。1925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关于矩阵力学的论文,1927年提出了测不准原理(或称不确定性原理),1932年,年仅31岁的他就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被认为是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解释”的重要代表之一。他在物理学上还有许多重要的贡献,此处按下不表。有人认为,如果给20世纪物理学家按影响大小排名的话,他可能会排在爱因斯坦、玻尔之后,居第三位。

另一位主角尼尔斯·玻尔,1885年出生在丹麦哥本哈根,1913年提出了著名的半经典原子模型,成功地解释了氢原子和类氢原子的结构和性质。1921年在一篇长文中阐释了元素周期表的形成,对周期表中第72号元素的性质进行了预言(1922年该元素[]被发现)192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玻尔和以他为中心的“哥本哈根学派”(海森伯是一位重要成员)在量子力学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玻尔与海森伯的关系,在这次著名的见面之前,可谓“亦师亦友”。他们的初次相识颇有戏剧色彩。当大名鼎鼎的玻尔1922年被邀到德国哥丁根大学讲学时,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海森伯就向他提了个颇难回答的问题。玻尔在会后邀请海森伯散步,对他的天才非常欣赏。他邀请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海森伯到哥本哈根去工作,并为他从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到了资助。海森伯正是在哥本哈根感受到了国际物理学大家庭中的研究氛围。玻尔夫妇非常好客,他手下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自然无拘无束,各种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再加上玻尔在与他们讨论时平等相待,遂造成了一个学问的“锻炼场”。应该说,再找不到一个比哥本哈根更理想的做学问的地方了。量子力学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发展起来,“哥本哈根解释”当时能得到大部分物理学家的赞同,与这种研究氛围关系极大。

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让科学家之间的这种真诚的合作不复存在。纳粹德国的种族歧视政策,让德国科学家中的许多著名的犹太人和那些对之看不惯的“亚利安人”纷纷离开。1941年秋天前,大部分欧洲土地都在纳粹的控制下。德军采闪电战术,长驱直入苏联腹地,“胜利”似乎指日可待。已有近两年没有联系的玻尔与海森伯的见面,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发生的。有一半犹太血统的玻尔,对于把犹太人看成是“下等人”(Untermenschen)的德国占领者的憎恨态度是可想而知的。为了他的研究所,玻尔没有接受流亡他国的建议,但他秉持一个原则:不与占领者当局发生任何关系。海森伯应在哥本哈根的德国文化协会的邀请去发表演讲,会后他上门拜访玻尔。为了避开监视,他们在玻尔家的后院散步聊天。结果不到十分钟,他们的谈话就结束了,两人近20年的友谊就此一去不复返。这就是弗赖恩写《哥本哈根》一剧的背景。

海森伯与玻尔的这次见面一开始并没有受到史学家的重视,甚至双方当事人都试图回避它。海森伯与玻尔在战后恢复了联系,1947年时他们就见过一面,但显然玻尔还没有从那次见面造成的伤害中完全恢复过来。事实上,他后来一直没有从这种阴影中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虽然与海森伯再度联系,两家人后来还一同到希腊去度假,但更多地恐怕是出于对海森伯的天才的尊重。海森伯的后半身更是受到这次破裂的会面的煎熬。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不能与玻尔尽释前嫌,成了海森伯的心病,他后来之所以不断地辩解,与这种心态不无关系。

这次见面真正引起世人的关注,缘于新闻记者容克就原子弹的发展史所写的那本引起争议的书:《比一千个太阳还明亮》。在这本于1957年出版的书中,容克援引了海森伯对他的哥本哈根之行的解释以及德国未能在二战期间研制出原子弹的说法。玻尔在看到这本书的丹麦文译本后,非常生气,觉得海森伯完全是在混淆是非。为此玻尔写了好几封信,准备向海森伯表明自己的看法,但出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发出这些信。只是在弗赖恩的《哥本哈根》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玻尔家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才将原定于2012年(即玻尔逝世50年后)才发表的这些信件提前公之于世。遗憾地是,这些信件的公布并没有引起一面倒的情形的出现。

与对玻尔的普遍肯定完全不同,拥护和反对海森伯的人,从一开始就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现在还是这样。我这样说,是没有把那些尽管佩服他的物理学成就,但与他保持一定距离的人算在任何一边。否定他的人,把他看成是纳粹的帮凶,认为他的人格存在严重缺陷。他战后的种种说辞完全是文过饰非。而肯定他的人,则把他描绘为道德上完美的化身,一个身处逆境却迎难而上的人,为了保护德国的科学研究,不惜忍辱负重;他在战后为恢复德国科学所做的种种努力,又使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铁杆捍卫者阵营可以新闻记者托马斯·鲍尔斯(Thomas Powers)为代表。他著有《海森伯的战争》(Heisenberg’s War)一书。他认为,美国之所以能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了原子弹,主要是因为美国科学家,尤其是那些从欧洲被驱逐的科学家,急于抢在希特勒德国之前研制成功。而德国科学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德国科学家不愿意去武装希特勒。海森伯其实并不希望纳粹德国掌握原子弹。他没有向纳粹当局讲明真相,而是夸大了制造原子弹的难度,因而也拖延了研究进程。尽管作者认为自己的研究是基于“过硬的”史料之上,上述说法还是遭到了猛烈的抨击。

属于强烈批评者阵营的代表可选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保耳·劳伦斯·罗斯(Paul Lawrence Rose)。他的《海森伯与纳粹原子弹计划》(Heisenberg and the Nazi Atomic Bomb Project: A Study in German Culture)则对海森伯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尽管该书也是基于“史料”之上,但全书“充满了明显的情绪化的词句”和随意的“断章取义”,同样为其批评者所“不齿”。

相对来说,大卫·卡西第(David C. Cassidy1992年出版的《不确定性:海森伯的生活与科学》(UncertaintyThe Life and Science of Werner Heisenberg)则试图在这两极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他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详细叙述了海森伯的科学与生活;尽管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不失公允。

弗赖恩的《哥本哈根》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鲍尔斯的《海森伯的战争》。他欣赏鲍尔斯的研究深度,也信服他的一些论点,但并非完全同意鲍氏的看法。只是对海森伯的同情把他们连在一起。而对自己主角的同情,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所有剧作家的通病

 

关于这次见面的论著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基于二手资料之上的推论。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两位当事人当时就这件事留下来的只言片语。这给历史学家们留下了许多遗憾,但这对于剧作家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虚构历史当然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但“合理地重建或再现”历史图景却正是戏剧家的专长。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就表明,戏剧比历史更接近“真实”。“再现”这个词也许并不准确,因为现在活着的人,没有人能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弗赖恩也不想试图解开这个谜。他只想提供一种可能性,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把核物理学、历史、道德和人性的脆弱结合在一起。由于他在哲学方面的训练,使他成一位冷静的思考者和观察者。他喜欢滑稽剧。他想将《哥本哈根》写成比所有滑稽剧更滑稽的剧本。

他有点半开玩笑,更多地是有点自负地认为,可能只有他才能做这样事。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并不轻松。剧中虽然只有三个角色,但是却涉及到了物理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以及大大小小几十个人的观点。从弗赖恩为《哥本哈根》美国版写的“跋后跋”可以看出,作者几乎掌握了迄今为止与此论题有关的所有文献,他挑战了迄今为止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看法。

全剧并不长,只分两幕。两幕之间也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有些问题在两幕中反复被谈论过。剧中的对话完全是虚构的,尽管如此,剧作者还是认为它们能找到现实的对应。在三人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后,三个人的魂灵在一个既不在天堂也不在地狱的某处相遇。谈话既机智又幽默,时而连续,时而间断;对话主要是关于物理学的,也有个人对往事的回忆,但原子弹的幽灵无处不在。三人围绕着这个潜在的主题不停地运转。不确定性或不可知性是贯穿全剧的主要原则。剧作者一开始就进入主题:海森伯究竟为什么要来哥本哈根?

 

玛格丽特:可是为什么?

玻尔:你还在想那件事?

玛格丽特:他为什么要来哥本哈根?

玻尔:亲爱的,这有什么关系,我们三个人不都死了很久吗?

玛格丽特:有些问题在当事人死后还会长期存在,像幽灵一样挥之不去。寻找他们在活着时永远不可能找到的答案。

玻尔:有些问题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玛格丽特:他为什么要来?他试图想告诉你些什么?

玻尔:他后来解释了。

玛格丽特:他一遍又一遍地解释。每次解释之后,问题变得更加不明朗。

玻尔:很可能事情非常简单:他想来聊聊天。

玛格丽特:聊天?跟敌人聊天?在战争期间?

玻尔:玛格丽特,亲爱的,我们几乎不是敌人。

玛格丽特:那是1941!

玻尔:海森伯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

玛格丽特:海森伯是德国人,我们是丹麦人。我们是在德国的控制之下。

玻尔:确实,这把我们带到一个难堪的境地。

……

剧中常常视对话背景的需要,插入海森伯或玛格丽特的独白。大部分情况下是海森伯与玻尔的对话,玛格丽特在旁边冷眼观察,偶尔说几句反驳海森伯的话。或者是玛格丽特与玻尔的对话,再加上海森伯的辩解。

剧中的海森伯形象比较模糊,比实际的海森伯更幽默,更富有人情味,但这个形象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海森伯的儿子约亨(Jochen)在观看了纽约的首演后对剧作家说,“你的海森伯与我的父亲一点都不相像。我从未看到我的父亲对任何事情喜怒形于色,除了音乐以外。”

事实上,爱因斯坦在与朋友谈到海森伯时所说的话,或许更适合于海森伯。爱因斯坦曾说,海森伯是一个典型的(typisch)德国人。什么是“典型的”德国人呢?我认为哈耶克的一段话颇有说服力。“很少有人会否认,德国人总的来说,是勤勉而守纪律的,他们的认真彻底和干劲都达到了无情的程度,对于他们执行的任何任务都是尽心竭力、专心致志的;他们具有一种强烈的秩序感,严格服从权威;他们经常表现出时刻准备牺牲个人的气概,身陷险境时,也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他们所欠缺的品质包括:和蔼与幽默感、谦逊、尊重别人的隐私以及信任邻人的善意。这些品质乍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实际上却非常重要,它们有助于自由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引秋风译文,略有改动)。我对所有的概述都持一种怀疑态度,因为每个人的家庭教养、个人成长经历不同,个性方面会表现出相当大的差异,而且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不同特征。但是具体到个人,一些概括性的陈述又有不少道理。这或许是历史的悖论。从某种意义上说,哈耶克所说的这段话尤其适合于海森伯。海森伯就曾经向玻尔坦陈过小时候参加“觅路者”(青年运动)对他的性格的影响。一方面是无条件的爱国主义,纪律和秩序,以及在危机时主动担当大任的宿命;另一方面又是对国际间科学界的亲密合作的向往;注定了海森伯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在《哥本哈根》中,弗赖恩通过海森伯多次大段的独白或与玻尔的对话,让这种矛盾综合性也显示出合理的方面。

 

海森伯现在我们都死了好久了。是的,关于我,世人只记得两件事。一个是不确定性原理。另一个是我在1941年到哥本哈根神秘地访问了玻尔。每个人都理解不确定性,或者至少他认为他理解。没人理解我的哥本哈根之行。我一遍又一遍地解释。向玻尔解释过,向玛格丽特解释过,向讯问者和情报官员解释过,向新闻记者解释过,向历史学家解释过。我越解释,就变得越不确定。好了,我将很高兴再做一次尝试。反正我们都死了好久了,谁也不会受到伤害,也不会背叛谁。

……

在玻尔与玛格丽特对话时,如果有海森伯不同意的地方,弗赖恩就加上海森伯的大段独白。正是这些独白,让人们觉得海森伯矛盾的有道理,这也是一些物理学史家对《哥本哈根》史料运用是否恰当进行质疑的原因。

玻尔的形象大体与实际相符。为人厚道,因惜才而处处为海森伯考虑。敏于思而讷于言,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尽管在学术争论时,可能会表现“武断”,但本质上他是一个过分谦逊的人。他的思想远远超过语言之上,或者说,很难用语言及时恰当地表达他异常活跃的思想。这或许也是他有一个不断修改自己文稿的习惯的原因。他非常敬重的“对手”,一个在量子力学的解释方面与他有着完全不同看法的“真正的朋友”——爱因斯坦是这样描述他的:“他发表自己的意见,就像一个永远摸索着的人,而从来不像一个相信自己掌握了确定真理的人”。这一形象在《哥本哈根》中随处可见。

反差最大的玻尔夫人玛格丽特。剧作者完全把玛格丽特看成是一个“怨妇”。她除了喋喋不休以外,还对海森伯充满怀疑,属于“典型的”多血质。这与史实完全不符。玛格丽特在丹麦有很高的人望,能力很强,非常有教养,是一个完美的女主人。他们家被称之丹麦的“第二王室”,玛格丽特是好客的“第二夫人”。

剧中的内容涉及到了在常人看来艰深无比的物理学。即使观众受过一定的科学训练,如果不是专门研习物理学史,也很难完全弄清楚剧中的各种关系,这无疑会让一大批“潜在的”观众望而生畏。如果剧中又没有丝毫冲突,很难想像人们会被之吸引。也许是出于这种考虑,弗赖恩极大地牺牲了玛格丽特的真实性。正是通过一个多疑的玛格丽特的不断质疑,或对丈夫的多次提醒,使得戏剧冲突成为可能。

 

三人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表现为多层。有师生关系、父子关系、同事关系等等。事实上,用“师生”来描述玻尔和海森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偷懒的办法。尽管玻尔比海森伯大十几岁,又成名在先,但他没有做过海森伯的严格意义上的老师。这就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在《哥本哈根》中,作者之所以反复重申海森伯的贡献的独创性,恐怕也不无用意。如果玻尔与海森伯不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看重的“师生关系”,那么许多原来认定为“理所当然”的看法就应该重新审视。事实上,是不是“师生关系”并不是问题的实质。

那么父子关系呢?我们仿佛看到离家多年,业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回到父母家中。他们之间以前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并不清楚。今后向何处发展,也不得而知。或许儿子(海森伯)希望得到父亲(玻尔)的恩准,或者是他的祝福?或是他的“赦免”?或是向他宣告自己的“独立”?从科学贡献和社会声望来讲,1941年的海森伯都可以与玻尔分庭抗礼了,他早已获得科学界的最高奖,年纪轻轻就成为德国一所著名大学的正教授,而且还正在主持威廉皇家研究所的一项的工作。

同事关系呢?除了战争造成的隔膜外,应该说,这种关系争议最少了。

从逻辑上说,两人之间还存在着许多种不同的关系,它们的可能性也都被人设想过。对海森伯从事的“原子武器”研究的不同看法,使得这种种可能性出现更多的变数。

按照海森伯事后的某种说法,他是觉得从理论上德国完全有可能研制出“原子弹”,但技术难度太大,以德国当时的国力,是很难实现的。所以他和他领导的“小组”就“消极怠工”。由于德国与盟国的科学家之间已没有直接联系,他想透过玻尔,并利用玻尔在盟国科学家中间的崇高地位,来说服盟国科学家和政府,不要从事原子弹的研究。而玻尔出于过分的敏感,打断了海森伯的谈话。

有些科学史学家,比如前面提到的鲍尔斯就认同这种说法,但也遭到了一些科学史学家的反驳。退一步讲,即使这种说法在逻辑上成立,它也仅仅只是事情的可能性之一。在涉及到人们是否能彻底地弄清一个人的动机这一复杂问题上,弗赖恩的结论是开放式的。到戏的结尾,他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白无误的答案。他试图表明,人们要想完全弄清楚一个人做某事的动机是很困难的。

 

赞扬弗赖恩的人,认为他的《哥本哈根》是戏剧界近几十年少有的重要事件。总体来说,只有很少几部戏剧涉及到了科学和科学家。有趣地是,每当这样的剧作问世时,都会引起一定的轰动。比如,德国剧作家莱布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的众所周知的《伽利略》,瑞士剧作家杜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 1921-1990)的荒谬剧《物理学家》(Die Physiker)以及英国剧作家怀特摩(Hugh Whitemore, 1936-)的《解密》(Breaking the Code)等。《解密》的主角虽然是英国科学家图灵,但内容主要与他的同性恋所导致的审判有关,鲜有科学的内容;《物理学家》离真实的物理内容相去甚远。它们的影响不能与《哥本哈根》相提并论。只有在《哥本哈根》中,你会看到那么多的物理内容。难怪有人建议美国物理学会考虑吸纳弗赖恩为会员,因为正是有关《哥本哈根》的讨论,让更多的人对物理学本身感兴趣进来。

批评弗赖恩的人,则认为他的《哥本哈根》歪曲了历史,为纳粹张目;本身没有娱乐价值,太干巴了。有一点必须承认的是,剧作者对待史料的态度,并不为大多数科学史学家所认同。如果是做考据式的科学史研究,史学家们的看法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他们或许忽视了历史与戏剧的本质区别。首先,戏剧不是历史。正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与历史上的哈姆雷特没有多少相符之处一样,弗赖恩的海森伯与玻尔也与实际的人物有所不同。与莎士比亚虚构的“哈姆雷特”一样,在弗赖恩基于事实“虚构”的海森伯身上,也是矛盾冲突的整体,但这些不妨碍两者在各自的剧中提出的关乎人性的普遍性问题。也正因为这些问题是关乎人类本性的,既使他所依赖的史料与事实有一定的偏差,也不妨碍它的普遍意义。

与莎士比亚创造的哈姆雷特只能通过父亲的显灵来发现一条唯一的线索和结论——正是他的叔父杀死了他的父亲并强娶了自己的母亲——不同,弗赖恩的《哥本哈根》有太多的线索,而每一个线索通向的结论都不相同。前者属于证据不足,需用逻辑加以补充,但最终有一个唯一解。而后者是“证据太多”。这就给后来的研究留下了开放的空间,同时也让人们认识到了事情的复杂性。

弗赖恩的《哥本哈根》,像幽灵一样游荡着,或者正如剧中的玛格丽特所说的那样:“寻找他们在活着时永远不可能找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