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退失据海森伯

 
方在庆

海森伯(左)与玻尔


  没有人会怀疑海森伯在科学上的巨大贡献,但关于他在纳粹政权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存在完全不同的评价:他究竟是忍辱负重的英雄,还是纳粹政权的帮凶?海森伯在纳粹德国统治期间的种种表现,是一出真正的历史悲剧。剧中主角被各种力量及自己心中的迷茫无情地向前推演,他自己不可能料到事情的最终结局。

  有关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在科学上的贡献,他的天才般的洞见及其在物理学史上的地位,世人虽有不同程度的评价,但无疑都是相当正面和肯定的。然而,对于海森伯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他的为人与处世,尤其是他的充满争议的哥本哈根之行,却存在着许多针锋相对的评价。肯定他的人,把他描绘成道德上完美的化身,他是一个身处逆境却迎难而上的人,为了保护德国的科学研究,不惜忍辱负重;他在战后为恢复德国科学所做的种种努力,使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否定他的人,则把他看成是纳粹的帮凶,有着严重缺陷的人格,他战后的种种说辞完全是文过饰非。如此两极对立的评价,说明问题异常复杂。多年来,人们关于海森伯的看法随着新证据的出现,不断地在左右两极之间摇摆,对立的阵营始终泾渭分明,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阐释。大卫·卡西第(David C. Cassidy)1992年出版的《海森伯传》(原名为《不确定性:维尔讷·海森伯的生活与科学》(Uncertainty:The Life and Science of Werner Heisenberg))则试图在这两极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他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做一个和事佬了事。他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详细叙述了海森伯的科学与生活,无论对与错、伟大与渺小都不放过;尽管仍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这本书仍不失为一本较好的海森伯传记。

  无独有偶,这种对海森伯的“同情”在米歇尔·弗赖恩(Michael Frayn)1998年出版的剧作《哥本哈根》(Copenhagen)中得到了反映。弗赖恩2002年2月18日在《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给海森伯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Ich gab Heisenberg eine Chance sich zu verteidigen)的文章,充分阐明了自己的“同情”观。《哥本哈根》出版后,海森伯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它不只是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而是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弗赖恩本人并没有料到自己的作品会如此成功。为什么这个篇幅并不算短(132页)的剧作会引起欧美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恐怕涉及到与此相关的更深层的问题。科学家如何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否存在一个适于全人类,而绝非仅限于某一区域的更普遍的人类价值?

  为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猜测,尼尔斯·玻尔档案馆2002年2月提前公布了部分本定于2012年玻尔逝世50周年才发表的档案(主要是从未送出的玻尔写给海森伯的信,感兴趣的读者可从http://www.nbi.dk/NBA/papers/docs/cover.html查阅详情)。这些信件本来应该能平息人们围绕着这次访问所发生的争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持不同观点的人,总能从相同的材料上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问题的核心在于,海森伯为什么要去哥本哈根?他的真实目的何在?他难道不能拒绝纳粹当局吗?围绕这些问题,海森伯的辩护者和谴责者有过激烈地交锋。

  辩护者(下面简称B):海森伯从未主动要求去国外访问。他出使丹麦、匈牙利和瑞士等国,完全是官方刻意安排的。在海森伯被称之为“白色犹太人”之后,纳粹官方安排他出访,是对海森伯的承认和平反。如果拒绝,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海森伯进退失据,没有自主权。

  对于一些德国人,尤其是像海森伯这样的非纳粹(或反纳粹)人士,存在一个道德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并不希望希特勒主导战争;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是强烈的爱国者,并不希望德国战败。对于他们来说,最佳的解决办法是德国能避免战败,军队最终能摆脱希特勒的控制。虽然现在看来这不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当时这种想法却是非常现实的。由于纳粹的片面宣传和有意隐瞒,德国民众只知道斯大林苏联搞过大清洗,而对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却一无所知。一些高级将领想通过刺杀希特勒来避免失败。通过与反对派接近的“星期三聚会”,海森伯本人知道这些情况。毋庸置疑,他内心是讨厌纳粹政权的。在无法推翻它之前,最好是利用它。

  谴责者(下面简称Q):海森伯当时相信德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他根本没有掩饰自己的态度。海森伯的目的至少是劝说玻尔“冷静地”对待德国即将获得的胜利。

  B:海森伯其实并不希望纳粹德国掌握原子弹。经过初步计算后,他就不想再进行下去了。海森伯已经得到了正确的结果,但他没有向纳粹当局讲明真相,而是夸大了制造原子弹的难度,因而也拖延了研究进程(鲍威尔斯(Thomas Powers)在《海森伯的战争》(Heisenberg's War)一书中的观点)。

  Q:海森伯并不是不想制造原子弹,他竭尽全力为纳粹服务,只是由于他的错误而导致德国的计划没有成功。海森伯没有仔细计算“临界质量”。按他的计算,制造原子弹需要成吨的纯U235,而他估计盟国一年只能生产30公斤U235。

  B:这种说法已遭到海森伯本人的有力驳斥。在《部分与整体》中,海森伯对他当时的心态做了很好的描述。

  Q:玻尔档案馆公布的材料表明,玻尔在信中明确指出,海森伯曾说过,他曾竭尽全力地花了两年时间研究原子武器。

  B:这只是玻尔自己的理解。玻尔当时并不清楚反应堆与原子弹之间的区别。海森伯所言,是说经过两年的研究后,他得出结论:原子弹在原则上是可行的,但很难制造,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经济上;反应堆是可行的,也较易制造,以后他将只研究反应堆。在海森伯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之前,玻尔就中止了谈话。很显然,这是一种误解。

  Q: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海森伯不阻止纳粹的计划?他去哥本哈根的“真实目的”是想从玻尔口中了解盟国在原子弹方面的研究进展。

  B:海森伯用不着阻止纳粹的计划,因为早在1942年,纳粹就放弃了这个计划。他们从海森伯处得知,研制原子武器需要许多年,并且投入非常大。纳粹没有耐心等待,他们需要更直接有效的武器。海森伯去哥本哈根的真实目的并不邪恶。

  Q:海森伯,还有他的那个“谋士”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cker,即中译本中的“外才克尔”),通过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明亮》(Heller als tausend Sonnen),为自己洗清罪名,把自己打扮成是因道德考虑而主动放弃原子弹研究的。这是一种十足的虚伪。他在战后反对核武,是一种不自然的表现。

  B:新闻记者容克在他的书中做了许多不必要的夸张和推广,有许多失真之处。无论海森伯本人,还是魏茨泽克都给他写过信,指出书中的不实之处,但容克在该书的丹麦本(1957)中,只摘出了海森伯出于礼貌而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的话。玻尔对这本书非常反感。正是容克的这本书给海森伯帮了倒忙。对海森伯人品的议论由此开始。世人普遍认为是海森伯委托容克来做宣传的。这与事实不符。尽管战后海森伯多次在不同场合宣称,二战期间德国科学家并非不能,而是基于良知而故意只做反应堆的研究。但海森伯并不知道容克的意图。他无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纳粹的消极怠工者的形像。

  ……

  类似的对抗式的对话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发生在玻尔和海森伯之间的误解构成了一出永恒的悲剧。也许海森伯当时还想以一种相互信任的方式与玻尔交谈,但是他忘了当时的情形:丹麦是一个被德国占领的国家。自战争爆发以来,他与玻尔已有两年多没有联系,玻尔把他看成是德国占领军的代表,怀疑他是代表德国政府来游说的。海森伯一点也没有察觉到这其中的心理差异。这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一些德国人身上习而不察的自大感和优越感。

  玻尔为人相当厚道。战后他之所以没有发出那些已写好的信,是不想伤害海森伯的感情。那些未完成的草稿,表明了他内心的彷徨,他捉摸不定是否应该向海森伯讲明自己的感受。在海森伯60岁生日时,他写来了热情洋溢的祝寿信,高度赞扬了海森伯的成就。或者可以认为这纯粹是一种礼貌。也许如此。但是即使当海森伯被关在英国的“农舍”(Farm Hall)时,玻尔也与海森伯保持着通信联系。战后玻尔还访问过海森伯在哥廷根的家,后来他们两家还一同去希腊游玩。这种关系很难仅仅出于礼貌而维持。或许玻尔始终以一种师友的身份在等待着海森伯的自我检讨。遗憾的是,这种情形一直没有出现。

  可以肯定,在海森伯的心中,不能恢复与玻尔之间原先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是他永远的痛。二战结束后,他与玻尔1947年又见面的时候,他已获知玻尔对1941年的访问有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理解。但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按他的说法,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勾起双方痛苦的回忆,因而作罢。他的余生一直为他与玻尔之间的误解而忧心忡忡。他或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玻尔也一直在思考1941年会谈的问题。如果玻尔这些没有寄出的信,当时寄出了的话,他们之间的误解会不会消解呢?很难说。

  海森伯的言行确有前后不一、文过饰非之处,加上有些“谋士”的辩解,使本来就异常复杂和不确定的海森伯形象变得更加无从定位。他虽不热衷政治,但不幸被深深卷入其中,进退失据,尽管在恐怖的纳粹德国“没有人能保有尊严”(普朗克语),但他的所作所为并非无愧于心。由于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更应该谨慎自己的一言一行才对。他在纳粹德国统治期间的种种表现,是一出真正的历史悲剧。剧中主角被各种力量及自己心中的迷茫无情地向前推演,他自己不可能料到事情的最终结局。要真正解开海森伯的复杂之谜,还需时日。其中,海森伯的哥本哈根之行是这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中之谜。

  本文的写作得到德国马普物理研究所克劳斯·戈特斯坦教授的支持,谨此致谢。戈特斯坦教授让我了解到了一些维护海森伯的学者的观点。他曾与晚年的海森伯共事20年。
 

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