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的心灵诊脉

 

陈蓉霞

 

人类正在进入技术时代,对此,有人欢喜有人忧。一般来说,喜的是经济学家,忧的则是哲学家。近日读到《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一书,作者就是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阿诺德·盖伦。对现代化之忧思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盖伦的特色在于从人的基本生物学特性开始说起。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人属于一个生来极为软弱、成年后依然赤手空拳的物种,这就是说,大自然非常吝于为人类配备体质上与生俱来的能力。于是,人惟能凭借的就是智力。与本能不同的是,智力面对的是一种灵活多变的可能性,而本能只表现出机械呆板的行为。在盖伦看来,智力的高度发达给人类带来两个深远后果:一是技术的诞生;一是制度的形成。

先来看技术的产生。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即在于,人通过改造自然而使自然适合于自身;动物是通过改造自身而使自身适合于自然。技术就是人改造自然的方式。在此意义上,技术是人的生存方式,技术与人一样古老。即使从燧石磨出的最粗糙的棱角中,我们也能看出它与今天的原子能一样具有双重性:它既是一种有用的工具,同时又是一种致人于死命的武器。远古时代的巫术也是技术的前身,它反映了人对自然的一种幼稚的操纵。例如,世界各地都有的“求雨”仪式就是一例,据报道,今夏的酷暑,浙江地区人们期待人工降雨的心理就让我们重温了传统时代人们在求雨仪式上的那种心情。技术的辉煌是通过近代科学而达到的,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近代科学正是通过实验方法的引入才走向成功,而实验就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操纵手段,故科学也是有赖于技术才步入辉煌。

技术使人改造自然成为可能,同时,技术还满足了人的某种深层心理需求。如前所述,人在体质上的原始性及其由此带来的对智力的依赖,决定了人面对的是一种开放的可能性,或者说,不稳定性。因此,人的心灵表现出一种半本能式的对于环境稳定性的需要。尽管对于四季分明的地区来说,大地迎春的脚步从不爽约,但人们还是发展出种种仪式来祈求春的回归。我们对于钟表、机器和各式各样转动机械的迷恋决不只是工业时代的象征,而是源于对规律的期盼和追求,这种心理与巫术如出一辙,其实,迷信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这就是说,由于面对种种不确定性,人的心灵深处便滋生了对稳定和秩序的亲近和渴望,由此,盖伦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人类的文化中少不了稳定化的制度以满足人的这一心理需求。

在盖伦看来,文化的历史或许只有两个真正意义上的分水岭:史前期从狩猎-采集文化向定居文化的过渡;以及近代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定居文化的基础是农业,而农业生产有着这样一种道德含义:饲养动物和栽培植物总是包括着一种相互的服务,因为它们为人类而存在,所以,人类也为它们而存在。对自然的依赖感便深入到人类生存感的核心之中。既然一切经济活动都和生命物质相联系,所以,社会的、伦理的和经济的各种活动范畴也就没有理由分离。套用一句名言:人地在大地上诗意地安居着。这种生产方式及其由引衍生的心理习俗为人类的文化提供了一套稳定的制度及其信仰。

然而好景不长,由技术创新而引发的工业革命摧毁了传统制度得以生存的根基。首先,被经济学家誉为是近代财富得以迅速积累的秘决之一的劳动分工,在盖伦看来,却是导致人的生命力萎缩的罪魁祸首。在流水线上生产的工人不同于田野里劳作的农民,他的工作与最终产品没有直接关联,因此他丧失了第一手的经验。更严重的后果还表现在科学之中,一个研究者不再关心他的研究与应用之间的关系,因为其间的联系也被割断了。其次,工业革命面对的是丧失生命力的自然,我们难以对无机自然(煤、石油等)采取一种伦理态度。这就是说,伦理的根基被掏空了。还须提及的是,近代的启蒙运动为人类追求幸福的权利摇旗呐喊,于是,对幸福的正当追求成为工业时代消费观的基础,而这种消费观又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不竭动力。看看我们周围,富人的奢侈很快成为大众的时尚,于是,人的欲望犹如决堤的洪水,大肆泛滥,它冲垮了稳定性的制度及奠基于此的神圣信念。可见在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之中,人的生存状态是否陷入了一片沼泽地之中?面对四面八方涌来的诱惑,我们再次被抛向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安身立命的根基不复存在。家庭也许是最后的避难所,但它的牢靠性也正在不断经受冲击。也许从狩猎-采集时代至今,人性没有多大改观,所谓江山易移,本性难改,但人所面对的周遭环境却在发生剧烈的变革,心灵的危机出现了。根据盖伦的思路,人迫切面临问题的也许是重建一套稳定化的制度以抚慰现代人那浮躁的心灵。可是,大浪淘沙之后,这套根基又该立于何处?这个问题也许无法从盖伦的书中得到满意的答复。但是,想到古人留给我们的遗训: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于是,盖伦为当代人的心灵进行的“诊脉”的意义就无须多加强调。

《技术时代的人类心灵》,阿诺德·盖伦著,何兆武、何冰译,何兆武校,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