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

陈平原

  大概是反对的声浪太大了,《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第二次征
求意见稿,删除了原稿有关晋升标准的第37条:"除少数特殊学科外,新聘教授应能用一门
外文教学授课。"这规定也确实有点离谱,难怪其备受嘲笑。想想北大课堂上,说《诗经
》的,讲老子的,还有讨论焚书坑儒的,全都一口美式英语,实在有点滑稽。批评者认为
,此举的制订,暴露出海归派抢占地盘的企图与技法,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而全然不顾及
教学需要。更有明察秋毫的,指出此举乃为留学英美者量身定做--大学生多以英语为第一
外语,若用法语、德语、俄语、日语讲授专业课,基本上没有听众。还有上纲上线,将此
举说成是北大的"自我殖民"的,那就更可怕了。但我相信,主持其事者最初很可能基于这
么一种良好的愿望:北大教师应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将"国际视野"直接等同于"外语能力"或"外国人的著述",这一视觉及理解上的误差,
在当今中国,其实相当普遍。为了说明问题,请允许我讲三件有趣的见闻。 

  几年前,在英语培训方面成绩卓著的"新东方",在中央电视台的专访节目中表达了如
下雄心:希望成为"中国的哈佛"。我当时一笑置之--一所语言学校,办得再成功,也不可
能摇身一变,成为举世闻名的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溯源,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而不
是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说起,我想,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这一点,首任管学大臣孙家鼐说
得很清楚:"即如总署同文馆、各省广方言馆之式,斤斤于文字语言,充其量不过得数十翻
译人才而止。"(《议复开办大学堂折》)可随着国际化口号越来越响,在很多人看来,
学问大小尽可见仁见智,外语能力方才是"真功夫"。 

  去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讲学,听一位从北大研究生院退学的学生诉说自己的困惑:
初到燕园,很是感动,清晨起来,校园里书声朗朗;可走上前去,发现所读多为英语,让
她大失所望。那学生说,她已决定放弃好不容易获得的北大研究生资格,或就业,或直接
上美国念书去。当时听了,我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1947年9月,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发
表《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称:"今日为了要提倡独立的科学研究,为了要提高各大
学研究的尊严,为了要减少出洋镀金的社会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学位授予法,让国内有资
格的大学自己担负授予博士学位的责任。"1983年8月,北京大学举行仪式,第一次为自己
培养的研究生授予博士学位。最近20年,随着学位制度的建立与健全,中国人的"学术独
立"梦想基本上得以实现。可怎么会给人这样的错觉:大学校园里"书声朗朗"的,主要是英
语? 

  阅读最近一期《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年5月16日),其中的"名家荐书"
专栏让我大吃一惊。应邀登场的11位名家,包括学者、作家、编剧、画家等,所开书目五
花八门,涉及哲学、文学、史学、宗教、艺术等。有趣的是,不约而同地,名家们所开书
目,绝大部分是外国人的著述(中译本)。其中眼界最高的两位,所列20种书,没有一本
是中国人写的。这可真应了鲁迅早年的激愤之辞:"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
看外国书。"(《青年必读书》)念及此,既感叹今日中国人之视野开阔,再也不会回到
闭关锁国状态;又有点担心,与原本具有深厚国学根基的五四那代人不同,今人之不读中
国书,将如何接地气、续血脉,重建中国文化。名家如此,大众也不例外。研究生们挂在
嘴边的,除了众多如雷贯耳的西哲,再有就是海外汉学家。孔孟的书有人读,《红楼梦》
及鲁迅也常被引证,至于当代学者的相关著述,对不起,没时间看;即使看了,也不屑于
引用。当代中国的读书人,似乎全都孤身一人,背靠长城,凝视远方,与海外学界对话。
 
  这些琐细观察,与北大之制订教师晋升标准,当然没有直接的联系;只是从一个侧面
说明,当代中国的教育及文化界,与百年前相反,长于"开眼看世界",短于"低头思故乡
"。我相信,随着麦当劳、可口可乐、跨国资本、全球化思潮的高歌猛进,这一趋势将有
增无减。正是基于以上考虑,在《大学三问》(《书城》2003年7期)中,我特别强调:"
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
尊重。"此类分歧,与主事者的知识类型(科学还是人文)、生活经验(留洋还是本土)
有关,与其政治文化立场也不无联系,但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大学理念。 

  我们为什么办大学?大学只是生产合格的产品--学有所长的学士、硕士、博士,还是
必须融入并影响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理想与精神生活。记得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提及"
大学俨然为一方教化之重镇",说的是师生的自我修养与表率作用:"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
,则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大学一解》)大学之反哺于
社会,不仅仅是人才与技术,更包括风气的养成、道德的教诲、文化的创造等。其工作方
式,可能是"润物细无声",也可能是"惊风飘白日"--前者如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后者如
五四时期的北大。 

  你可能会反驳说,这只是从人文角度考虑问题,缺乏普遍意义。可我以为,作为专业
设置,文、理、法、医、工、农等,各有其独立性,评价标准不一;但作为整体的大学形
象,是人文(或社科),而不是科学(或技术)。这不仅仅指"教育"的学科定位,更包括
"办教育"这一行为本身所蕴涵的文化理念。大学不只需要SCI或诺贝尔奖,更需要信念、
精神以及历史承担。在一般人看来,后者有点虚幻,不像前者那么言之凿凿,可这种"草
色遥看近却无",正是古人所谓"教化"的微妙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大学不像工厂或超
市,不可能标准化,必须服一方水土,才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百年北大,其迷人之处,
正在于她不是"办"在中国,而是"长"在中国--跟多灾多难而又不屈不挠的中华民族一起走
过来,流血流泪,走弯路,吃苦头,当然也有扬眉吐气的时刻。你可以批评她的学术成就
有限,但其深深介入历史进程,这一点不应该被嘲笑。如果有一天,我们把北大改造成为
在西方学界广受好评、拥有若干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与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
进程无关,那绝对不值得庆贺。 

  在我看来,大学需要国际视野,同样需要本土情怀--作为整体的大学如此,作为个体
的学者也不例外(起码人文及社会科学是这样)。之所以发此感慨,是因为近日拜读香港
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的高论。丁教授为了说明北大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再三强调"研
究东亚社会科学和人文问题"的"中国内地教授"水平如何之低。"能够出访国际学术界、能
够到西方名大学作报告的人,在我们国内都还算是最好的或相当好的教授了,但是,出去
一讲,没有多少学界同行看得起你!"(龙希成:《丁学良谈北京大学的顶级定位:国际比
较的视野》,2003年6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我没有做过全面调查,不敢与丁教授
抬杠。但我猜想,中国教授(香港除外)在西方大学演讲之不受欢迎(依丁先生的观察)
,有可能是本身研究水平很低,有可能是人缘不好,也有可能是英语表达不流畅。但还有
一种可能,那就是台上台下各自的学术训练及志趣不同。如果是后者,就不该片面指责中
国学者,反而应该追问西方教授的偏见。 

  我这里所说的"偏见",基本上不带褒贬色彩--各有各的文化语境,各有各的问题意识
,即便全都出以公心,也都有很好的学术训练,同样可能存在某种隔阂。问题往往出在,
西方学者擅长"理论推导",中国学者则强调"现实体验",二者各执一辞,难免尺短寸长。
碰到这种情况,先不要乱戴高帽,也别意气用事,就像当年章太炎所说的:"饴豉酒酪,其
味不同,而皆可于口。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国故论
衡·原学》)后一种危险现在基本不存在,需要警惕的是前者。 

  我与丁教授不太一样,起码在人文研究及社会科学方面,强调"交流",但不主张"合
一"。在我有限的视野里,最近20年,随着中国社会的日益开放以及中国学术的明显长进
,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意识到,讨论中国问题,"中国内地教授"的泥土经验以及贴身感受
,还有其别具一格的眼光、趣味与立场,自有西方学者--包括进入西方学术体制的华裔学
者--不可及处,值得认真倾听、理解与尊重。 

  2003年7月6日于京北西三旗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