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学史家的盛会

——记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

 

宁晓玉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010)

 

72430日,在北京最炎热的日子里,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顺利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承办的,主要支持单位包括中国科技馆、北京天文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中科院学术交流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英国李约瑟研究所、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所等。来自70多个国家的约1200名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724日,在友谊宾馆友谊宫举行了简短的开幕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等领导、英国驻华公使、国际科学史学会(DHS)主席团成员、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知名学者吴文俊、李学勤等出席这次开幕式并分别致辞,祝贺会议顺利召开,表达对科学史发展前景的美好祝愿。

 

  对“全球化与多样性”的全方位诠释

本届会议的主题是“全球化与多样性——历史上科学和技术的传播”。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主题,可供讨论的话题非常多,对于有千人参加的科学史界的盛会,自然是十分合适的。

按照国际科学史学会的惯例,每届大会的学术组织工作由30人组成的程序委员会负责,程序委员会30个成员,10位由DHS主席团推荐,10位由程序委员会主席推荐,另10位则由地方组织委员会决定。他们负责遴选大会主题报告,评审各个专业委员会、由著名学者组织的研讨会以及决定个人的参会资格。围绕着本届会议主题,大会程序委员会在充分考虑了学术背景、文化传统、地域所属等因素后选出了10个大会报告;批准了由DHS各专业委员会和其他研究小组组织的近60个研讨会,在大会文件中,分别以SCS作为首字母给予编号。另外还接收了由个人单独提交的300多篇论文摘要,由大会秘书处统一按照历史分期、学科等标准分成了35个小组,称为科学分组会,以SS作为首字母给予编号。

科学史是一门综合性强、跨越性大、多种学科交叉的学科。要对如此众多涉及各门学科,时间上纵贯古今,空间上横跨中外的讨论话题做合适的分类,让每一篇论文有恰当的归属几乎是不可能。但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对这90多个议题作大致的分类还是必要的。这90多个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  传统的分科史

作为科学史的盛会,传统的科技史研究自然是这次会议的重要内容。属于这类研讨会和分组会主要讨论各门学科、各种技术的发展史,它们涉及了数学、天文学、生命科学、医学、化学、地学、技术史、博物馆学和仪器史等。其中讨论数学史的:有德国柏林技术大学的Eberhard Knobloch教授所作的题为《 数学常青——古代、文艺复兴和近代数学》的大会报告、SC12.中国古代算经十书、S6.科学中的成型:对科学各学科出现与成长的历史哲学研究、S26.早期现代欧洲的数学实践者和自然知识的转型、SS1.近代早期的数学、SS6.近代数学、S35.古代数学。讨论天文学史的有:SC1.现代宇宙学的历史与哲学、S35. 数理天文学的开端、SS2.近代早期天文学、SS7.近代物理学和天文学、SS32.古代天文学、SS34. 古代宇宙论。讨论生命科学和医学史的有:S8.生命医学和人类科学中功能概念的当代认识论争论的根源、S36.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及相关科学的历史、SS4.近代早期的医学、中医和生物学、SS10.近代生命科学、SS11.近代医学、S29.20世纪的神经科学方方面面、S24. 形成与发展:1920世纪发展中的生物学模型、概念和实验。另外还有涉及电子学史的S37. 20世纪的电子学;涉及计量学的S38.历史计量学:问题和新的研究;讨论技术史的:SC5.中西方技术史、SS14 .技术、工程、计算机和互联网、SS31.古代技术等等。此外,以物理学史、化学史、地学史等为主题的分组会也有不少。这些涉及学科史的研讨会、分组会多角度、多视野地讨论了各个学科的发展历史,从而体现了科学史这门学科的“多样性”特征。

2、  文化多样性在科学中的反映

    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本届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可能是概括这一类议题性质的最好描述了。他说:

“王国维有一句名言,是“学无中西”。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本身确实无所谓中西,但作为科学产生和发展背景的社会、文化是具有中西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科学的形成、发展有着不一样的途径和过程,在社会、文化中科学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1]

讨论科学在不同文化中呈现出的不同面貌和发展轨迹,便是这一类议题的主要内容了。属于这一类的有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小淳研究员、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Christopher Cullen博士所作的分别题为《自然在古代中国的道德和政治意义》和《移动科学史的构造板块:对李约瑟工作的若干反思》的大会报告;美国基因基金会主席Krishna R. Dronamraju在北京大学所作的题为《从历史看生命科学的多样性和全球性》的公众演讲和

SC3古代、中世纪以及东方的天文学、SC6. 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中的文化多元性、SC15. 东西南北:天气与气候全球重建与表述中的多样性、SC16. 全球化和多样性:现代化学与化学技术、S17. 波罗的海地区的科学知识、教育以及文化多样性:北-西-东接触、S18. 当代拉丁美洲公共卫生中的文化、S23. 同一个天球下、S30. 中医与印度本草在本土宗教之外的比较等研讨会和分组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系Nathan Sivin  孙小淳研究员组织的“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中的文化多元性”的研讨会,重点讨论了“文化多元性(Cultural Manifolds)”对于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有效性。这一概念首先出现在英国剑桥大学的Geoffrey Lloyd教授和Nathan Sivin教授合著的《道与世界——古代中国和希腊的科学与医学》(The Way and the World,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CT, 2002)一书中。在这本书中,两位作者倡导整合复杂历史问题所有维度,包括政治的、官僚制度的、社会的、个人的、技术的和概念上的,其核心是研究其所有维度的所有方面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多元性”可用作比较研究,用于检视同时代两种文化的多元性,或者不同时代同一种文化的多元性。在研讨会上,Sivin教授再次介绍了“文化多元性”的含义,它的基本原理以及这一概念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史中的作用。而Lloyd教授则由文化多元性是如何变化的这一问题着手,分析了由这一问题产生的表观上的困难。产生这一困难是因为文化的一个或多个组成部分发生了变化,还是因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文化多元性”概念的本质就是要摆脱传统的把科学和语境相分离的做法。对变化的“文化多元性”作动态的分析,将启迪历史学家进一步理解这一概念的有用性。参加这一研讨会的其他学者则用历史案例证明了Lloyd教授和Sivin教授有关“文化多样性”对于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作用。这一议题的讨论显然引起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当时宽敞的会议室被挤得水泄不通,就连会议室内外的走廊里都坐满了人。讨论更是激烈异常,以致原定下午7点结束的会议,一再延后。

3、  科学技术的跨文化传播

明末,当西方传教士把大量西方知识介绍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有识之士徐光启、李之藻等提出了“会通中西”的学术理想;清初,康熙皇帝和梅文鼎等学者则竭力主张“西学中源”;清末则有张之洞等人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种种思想和主张都反映了中国学者对待西方学术的态度。事实上,直到现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也还是中国的领导者、知识分子、企业管理者等社会中坚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近百年的历史似乎还隐约表明:谁能够最先从根本上掌握西方的科技文明和政治文明的精髓,并能够恰当地结合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谁就会走在世界的前列。因此,“历史上科学和技术的传播”是本届会议必不可少的议题。

属于这一类的有印度学者S. M. Razaullah Ansari所作的题为《伊斯兰精密科学对印度及其邻国的传播和影响》的大会报告、SC4.路易十四和康熙时代的科学:一个国家政治与交流的比较途径、SC7.伊斯兰科学及其与其它科学传统的互动、SC10.全球化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和文化的转移SC13.沿着丝绸之路——古代及中世纪中西方之间的数学和天文学交流、SC14.数学知识的多元文化传播:国际科学合作的历史、S16. 19-20世纪中俄科技的比较分析、S22.科学技术的传播:奥图曼帝国与民族国家、S28.医学知识在东西方之间的传播与交流、S32.1820世纪生命科学知识的国际网络、交流与传播 S39.农业科技的传播,及其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S42.技术转移和欧洲在东亚的扩张、SS15.国际科学交流、SS27.跨文化科学的传播、SS28.技术转移等。

欧洲、美国、日本等对技术转移的历史已有相当的研究,成果甚丰。为了加强中国学者对技术转移史研究和中外学者的交流,木本忠昭教授、穆荣平研究员、李成智教授等分别代表中日两国的技术史委员会,合作组织了“技术转移和欧洲在东亚的扩张”研讨会。在会上,  三国学者分别讨论了电信技术在本国的发展,阐述了欧美的铁路、汽车、无线电等技术向东亚的转移及社会文化因素,开阔了三国的技术史研究的视野。

4、  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属于这一大类的研讨会事实上还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就是研究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科学的组织方式上,也就是研究科学的内部组织问题。属于这一类的有:SC18.科学的形象与殖民地的高等教育、S21. 欧洲的科学家组织:从文坛到国家科学社团(1719世纪)、S34.1920世纪之间欧洲和欧洲以外国家的文化、社会和制度与境下科学心理学的建立、SS5.科学家和科学团体、SS18 科学机构——学术团体。另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科学对社会的作也是不同的,这就是科学的外部影响问题。属于其一类的有SC8.转型中的中国和西方的日用技术:对人工制品的一种文化阐释、SC9.计算机联网,因特网和网民:它们对科学和社会的影响、SC11.技术前景与环境污染、S2.国际视野中的科学与知识产权、S5.科学与宗教的对话:过去与现在、S10.战争与科学、S11.参政的科学家,19201950: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S14殖民地科学、S20.比较科学史:纳粹的科学、医学与技术、 SS12.医学与社会、SS13.医学和文化、SS20.科学和政治环境、SS22.技术和社会、SS23.科学和文化、SS26.科学与军事等等。战争是残酷的,而在高科技武器装备下的进行的战争尤其惨无人道。二次大战之后,人类在亲眼目睹科学技术被毫无节制地用到战争中,成为更有效、更高速的杀人武器后,才深切意识到科学技术并不是总是造福人类,它同样也可能毁灭人类。此后,对科学技术道德伦理的研究,也成了科学史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本届研讨后上,就有好几个研讨会讨论这一问题,尤其值得一提就是由执教于新西兰奥塔戈大学的聂精保博士和韩国学者宋相庸组织的题为“日本战时对中国人体实验:历史、政治、文化和伦理的考察”研讨会,会上来自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学者讨论了战时日本在中国从事人体实验的历史、文化和伦理问题。会后,聂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再次强调对此进行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意义。他说:

“我们知道,战后西方对纳粹医生的暴行进行大量历史和伦理研究,催生了当代西方医学伦理学。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长期以来东亚乃至整个国际医学伦理学界对日本战时人体试验关注很少。直到21世纪初,人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一课题的深入系统的伦理学中文成果。迄今为止,中国人在看待20世纪这一重大事件的时候,其视角仍然基本是民族主义的。实际上,作为医学暴行,它与当代医学伦理学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直接相关,能够引发一系列深远的医学道德思考。”[2]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研讨会,例如“科学史在线:新的可能与新的挑战”讨论了网络时代科学史研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女科学家在新科学中的开创性贡献”通过对几个当代杰出的女性科学家工作的研究,说明即使在核物理等需要智力巨人的领域中,女性同样也可以表现的很出色;“全球化、现代化和发展问题”则重点讨论了全球化冲击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影响。

 

爱因斯坦纪念

1905年通常称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奇迹年”(Annus Mirabilis)。在这一年,年仅26岁的爱因斯坦引发了人类关于物理世界的基本概念(时间、空间、能量、光和物质)的三大革命。今年是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100周年纪念,也是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纪念。面对这样一位改变了人们的时空观念,对物理学革命作出革命性贡献,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对和平、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懈努力,对人类的痛苦表示了深切同情和关注——对科学技术的后果进行过理性思考,又留下了丰富著述的人物,人们要说的话自然很多,对爱因斯坦的纪念自然也就成了本届科学史大会的重头戏。

在本届大会开幕式之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作了题为《爱因斯坦——机遇与洞察力》的大会报告。在他的报告中,杨教授特别强调了“自由的眼光”在爱因斯坦的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他说:

“洛伦兹和庞加莱都没有抓住那个时代的机遇。他们致力于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即运动系统中的电动力学。可是他们都错失其重点,因为他们死守着旧观念,正如洛伦兹自己后来所说的一样。爱因斯坦没有错失重点是因为他对于时空有更自由的眼光。

“要有自由的眼光(free perception),必须能够同时近观和远看同一课题。远距离眼光(distant perception)这一常用词就显示了保持一定距离在任何研究工作中的必要性。可是只有远距离眼光还不够,必须与近距离的探索相结合。正是这种能自由调节、评价与比较远近观察的结果的能力形成了自由的眼光。”

“中国伟大的美学家朱光潜(1897-1986)强调过“心理距离”在艺术和文学创作上的重要性。我认为他的观念与上述的远距离眼光是一致的,只是在不同的学术领域而已。……的确,孤持、距离、自由眼光是互相联系的特征,是所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创造活动中一个必要因素。”[3]

报告之后,杨教授在回答听众提问时候曾经说到,他之所以如此强调“自由的眼光”,希望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能够从爱因斯坦的成就中获益,以促进中国的科技发展。

另一个关于爱因斯坦的大会报告是哈佛大学Peter Galison教授所作《相对论的杀手》。爱因斯坦在苏黎世联邦工学院读大学的时候,和一位名叫Friedrich Adler的同学因旨趣相投成为好朋友。Adler是奥地利社会党领袖的儿子,因在一战期间刺杀奥匈帝国首相被囚入死牢,爱因斯坦为营救这位老朋友不遗余力。演讲人通过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揭示爱因斯坦的早年经历,以及他对自然奥秘的兴趣是如何同对人类命运的关怀纠缠在一起的。Galison教授还指出,Adler和爱因斯坦关于时钟协同方法和运动对称性的讨论,使相对论面临一场思想搏杀,而这个案例又揭示了心理学、政治、物理和哲学等因素在一个战乱的世界中是如何混杂在一起的。[4]

为纪念爱因斯坦而组织的研讨会有:S1.相对论创立一百周年纪念,又名“清华论坛”。论坛在多种文化视角下对爱因斯坦进行了重新的认识,更进一步理解他对世界的贡献和意义。另外还有SC17.历史透视:作为科学偶像、公众角色与政治人物的爱因斯坦、SS30.爱因斯坦研究等。在北京大学英杰中心,曾担任《爱因斯坦全集》主编、爱因斯坦研究中心主任的波士顿大学物理学教授 John Stachel作了题为《爱因斯坦,神话背后的人》的公众演讲。在讨论了围绕着爱因斯坦所编造的神话和所产生的误解之后,Stachel教授评论了爱因斯坦创造风格及其科学贡献的性质,讨论了他关于教育、社会和政治的观点。

在中国科技馆举办的题为“‘宇宙大匠’——爱因斯坦”的展览是本次会议举办的一次最重要的纪念活动。这一展览由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中国科学技术馆承办。展览活动以爱因斯坦开创性的理论巨著为出发点,阐释历史性的宇宙观转变和科学发展的条件,同时也将探讨爱因斯坦在他所处时代政治和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所经历的曲折的人生道路。展览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名为世界观与知识获取。这部分的展览向人揭示出爱因斯坦的工作是怎样改变了我们对于空间、时间和物质等一些基本术语的理解,并怎样对物理世界观提出范式性变革的。第二部分名为爱因斯坦的生命历程,这部分的展览向参观者介绍了影响爱因斯坦的历史背景,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人和一个科学家所分别面临的挑战。第三部分名为今日的爱因斯坦世界,该部分的展览主要展示了爱因斯坦的工作对人们世界观变革的影响,表现了爱因斯坦对今日科学和文化的影响。

 

不算结束语

要对这样一个有上千名专家学者参加的科学史大会进行全面的学术介绍,如果不是挂一漏万,那就是过于相信个人的眼界所识和概括能力了。无论如何,在结束本文之前,有几项重要活动还必须提及。首先是大会期间,DHS主席团进行了改选,美国科学史家Ronald Numbers教授当选新一任主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刘钝研究员当选第一副主席。其次,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AHS)借会议之机举行了院士大会。第三,DHSJimena CanalesFrancois CharetteKenji Ito三位博士颁发了新设立的“青年科学史奖”,Maria RenteziKarin NickelsenMarwa ElshakryMahmoud Masri、张藜五位博士获得提名奖。会议为他们组织了两场青年科学史家论坛。最后,DHS决定,第23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将于2009年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

中国第一次组团参加国际科学史大会是1956年9月,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教授率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在意大利米兰和佛罗伦萨两地举行的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国成为国际科学史联合会的会员国,后于1965年退出。直到1985年第17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期间才重新入会。短短20年之后,中国就成功举办了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这是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取得巨大进步的最好见证,也是承办这次会议的组织者私心以为可以告慰先贤的。

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已经顺利闭幕,现在是该回忆一下究竟收获了什么的时候了。也许,参会的每一位人都会对此做出不同的回答。有的人收获了友谊,结识了他们一直想认识的同行;有的人了结了夙愿,见到了他们一直仰慕的科学界、历史界和科学史界最为杰出的人物;有的人则从其他学者的研究课题或者研究方法中获得启迪。无论怎样,能够让多数与会者欣然而来,满意而归,便是这次大会最大的收获了。

(原载《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4)


 

[1] 李学勤,《科学的普遍性和文化的多元性》,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致辞,《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第四期,2005,第8

[2]李文靖,重审日本战时的人体试验——访医学人文学者聂精保,中华读书报,2005810日第15

 

[3] 杨振宁,《爱因斯坦——机遇与洞察力》,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报告,《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第四期,2005,第12

[4] 刘钝,《为盛会存留一份记忆》中华读书报,2005810日第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