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加国际科学史组织的回忆

席泽宗

 

席泽宗 天文史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本刊编委。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现任该所研究员。曾于文革后的1981年率队参加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16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为第二十二届北京国际科技史大会顾问。


  现在国际上有两个科学史组织,一是国际科学史研究院(IAHS),一是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IUHPSDHS)。二者本是同根生,成立于192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演变成两个组织。国际科学史研究院由名誉院士、院士、通讯院士组成。名誉院士不一定是科学史家,人数极少,迄今为止,总数不到40人,我国周培源是其中之一(1985年当选)。院士和通讯院士有名额限制,现在限定院士为120人,通讯院士为180人,出缺时才补选,大约每2年选一次。院士和通讯院士必须由两名不同国籍的院士提名,全体院士无记名投票产生。当前我国健在的院士有两人:我和刘钝,通讯院士有三人:潘吉星、李迪和洪万生(台北)。

  自1929年开始,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国际科学史大会(ICHS)最初即由国际科学史研究院召集,第二次世界大站前开了四次:1929年在巴黎,1931年在伦敦,1934年在里斯本,1937年在布拉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断了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710月在瑞士洛桑举行第五次大会时出现了新的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已经成立。为了开展更广阔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其下层机构国际科联理事会(ICSU)也已成立。这个理事会的下层成员,如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必须由国家成员(如中国天文学会)组成,国际科学史研究院只有个人成员的办法不可行。于是在这次大会上另行成立了国际科学史联合会(IUHPS),成为ICSU下属26个成员之一,其后每三年一次的国际科学史大会即由这个新的组织召集。从此国际科学史研究院就成了一个单纯荣誉性机构,只是在每次大会期间召开半天的院士会议。后来由于国际科学史联合会和科学哲学联合会合并,才有了现在的名称: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部。两会合并以后,自1977年起国际科学史大会和国际科学哲学大会还是分别举行,但均改为四年一次,交替进行,平均每二年有一个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没有参加过国际科学史大会,只有两位医学史专家伍连德和王吉民分别于1935年和1949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1956年国务院编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决定将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建制,才把这件事提到日程上。同年8月中国科学院派出以竺可桢副院长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他们临行前,吴有训、裴丽生、谢鑫鹤等院领导到机场送行,寄以殷切希望。91日代表团抵达佛罗伦萨后,受到大会秘书长隆希的热情接待,竺可桢于93日的开幕式上在主席台就座并致辞五分钟,这可以说是极高的礼遇。会议期间,竺可桢、刘仙洲、李俨在小组会上作学术报告时,均受到瞩目。竺可桢讲《二十八宿起源》时,大会主席阿贝蒂和秘书长隆希均到场,刘仙洲讲《中国计时器的发展》时,听众由10多人增加到30多人。在99日上午举行的会员国代表会议上,一致同意中国入会,至此中国正式成了会员国。


1956
,中国派出代表团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图为竺可桢在开幕式上致辞。

  后来发现,这个组织的上级领导ICSU的席位还是台湾代表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占据着,为避免造成两个中国的背景,经再三考虑,我们于19657月致函国际科学史联合会,声明在台湾未退出ICSU以前,我们和国际科学史联合会断绝来往。

  1971年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以后,这个问题看似应该迎刃而解,但并不如此简单。1979年中国天文学会代表团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和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进行的谈判,其艰巨性我早有所闻。1980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后,决定派我到第十六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只得知难而进。

  第十六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于1981827日至93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中国代表团一行八人(中国科学院2人、中国社会科学院2人、教育部系统4人)到达后,受到罗马尼亚科学院的高度重视,为我们配备了中、俄、英、罗四种语言翻译。第二天我们受到了大会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科学院院长米霍克院士的接见,他说:你们的到来,就是对大会的很大支持。中国学者共为这次大会送交了19篇论文(包括台湾学者两篇),在会上宣读了九篇,并由我和美国学者席文主持了94日远东科学史的专题讨论会。但93IUHPS/DHS的秘书长福布斯(E•G•Forbes)和我正式会谈时却说:你们来参加大会,当然欢迎,但是要成为这个组织的成员,还得等一段时间。你们来了人,没有写书面申请。台湾写了书面申请,没有人来。就是写了书面申请,也不能马上解决。现在不是我们一个学会的问题,ICSU将要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想出一个统一的解决办法。


1981
年,罗马尼亚国际科学史会议,左起分别为:李约瑟(英)、席泽宗(中)、席文(美),李约瑟和席文均为国际上知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

  这次罗马尼亚之行虽然没有完成入会任务,但也颇有收获。首先是揭示了中国科学史的实力,宣读的九篇论文都受到与会者的欢迎,许多学者找我们要材料、谈问题,罗马尼亚的《当代》、《科学》和《历史》等杂志都要求发表这些文章或摘要。其次是以文会友,不但恢复了和苏联东欧国家的联系,而且与日本代表团举行了双边座谈,还和一些未建交国家的科学史工作者交了朋友。例如,韩国学者和我们一见如故,互相拥抱,此后20多年来一直友好往来,互相支持。1992824日中韩两国政府宣布建交的当天,恰巧10多位韩国学者和我们一起在杭州开会,大家齐声欢呼我们科学史界建交早了十一年,在当晚杭州市长举行的宴会上更是极为兴奋。

  从罗马尼亚回来以后,特别是1983年中国科技史学会第二任理事长柯俊主持工作以后,狠抓这件工作,向中国科协不断请示汇报,还请IUHPS/DHS的主席和秘书长来华访问,由查汝强(代表科学哲学)和李佩珊(代表科学史)与他们谈判,签定了协议,最后于19858月在美国伯克利举行的第十七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解决了问题。(19836月,IUHPS秘书长柯恩教授访华与中国达成联合备忘录,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意接纳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两学会为IUHPS国家会员,中国台北科学史委员会以地方成员身份参加。)

  198582日下午举行会员国代表会议,讨论吸收新的会员国问题,有柯俊(北京科技大学前副院长)、李佩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副所长)和我进去参加。会议执行主席、IUHPS/DHS秘书长夏(W. Shea)一开始就说:今天讨论吸收新的会员国问题,按字母顺序应是巴西、智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哥伦比亚和拉丁美洲地区。但我建议先讨论中国入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经过几年酝酿,比较成熟。在柯俊就我们学会情况作过简单介绍以后,有几个国家发言表示赞成,很快全体一致通过。散会后,美国、苏联、印度等国家的代表纷纷向我们表示祝贺,台湾学者也来祝贺,气氛十分友好。我们向台湾学者说,下次讨论你们入会时,我们一定投赞成票。


1981
年,席泽宗率队参加罗马尼亚加勒斯特召开的第16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中图),会议期间中日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下图)。

  86日举行第二次会员国代表会议,改选理事会。理事会中正、副秘书长和司库照章连任,不再选举,只选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和理事三人。经全体会员国和原理事会成员无记名投票结果,李佩珊当选为理事,这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有人说:你们在国际科学史组织的历史上破了两项记录,一是当年入会当年当选,二是女性当选(至今尚无人打破这项记录)。

  1985年第十七届国际科学史大会是中国学者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大陆去了13人,台湾去了3人,还有7名在美国进修的学者也一同参加了,共23人。一位瑞典学者说:你们中国学者来的人数和瑞典(15人)大体相当,但是瑞典的全体科学史工作者都来了,你们只来了极少的一部分。你们的入会给IUHPS/DHS增加了巨大的力量。从那次以后,每届大会都有中国学者出席。200178日至14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第二十一届大会期间,713日举行会员国代表会议时,刘钝等四人提出申请要求2005年的第二十二届大会在北京召开,获得了通过。正好在同一天上午,从莫斯科传来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通过了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召开的消息,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有的代表举起了刊有北京赢了的当地当天的西班牙文报纸表示祝贺,有的说你们今天是双赢,有的说今天是中国日,情况极为热烈。在这次会上,刘钝被选为IUHPS/DHS副主席,我们和这个组织的关系又紧密了一层。

  国际科学史大会自1929年创始以来,在欧洲以外的国家只开过五次:1、第七届,1953年在耶鲁撒冷;2、第十届,1962年在纽约;3、第十四届,1974年在东京;4、第十七届,1985年在伯克利;5、第二十一届,2001年在墨西哥。在远东开会,这是第二次,定于7月24日至30日在北京举行的此次科技史大会估计能有一千多人参加。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原载《科技中国》2005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