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周光召

主持人:曾涛

编导:孙珉 李妍 贾咏继


【小片】

由于参加了两弹一星的核心研究工作,在长达19年的时间里,周光召从物理学界消失了。

1979年,他才重新回到理论物理研究领域。




主持人:说到重新学习 我们在采访很多科学家的时候 都发现有一个特点 就是实际上中间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说跟这种科学的前沿完全断绝过联系 可是当你重新回到这个前沿研究的时候 像您个人来讲 应该说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又再回来 那么怎么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迅速地又再回到这个前沿

周光召:这个确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因为学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了 你要赶上这个十几年的时间就必须把自己当做小学生 从头学起 那个时候我比较幸运的就是说当时得到许可 也受到国外的邀请 在国外去工作了两年吧将近 因为我原来有一些朋友在国外 所以他们那是六十年代以前的一些朋友 那么到美国待了一年 在欧洲待了一年 那么在这个期间 就是利用也是利用当地的比较信息流通的条件 那就像一个小学生那样再从头学起

主持人:那么在这个美国和欧洲的这两年的时间里头 正好和您以前就好象是消失以后重新又出现了 那么您在这两年期间 您觉得您思考的最多的是什么 那个时候

周光召:这个因为那时候是四人帮以后的时代 而且小平同志已经在科学会议上特别强调了科学技术的重要 所以中国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 这一点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很清楚的 而且想办法挽回这十几年浪费的时间 另外科学它是一个开放的 世界性的 它必须要站在世界舞台上才能够很好的发展 所以有机会到国际上去再接触 当时的科学的前沿 是很必要的 所以我想那时候我有这个机会 同时也有一批同志有了这个机会 我觉得对后来中国科学的发展还是起了相当好的作用 跟国外建立更多的交流 联系 同时也打开一些关系 能够继续派一些留学生或者一些年轻的同志到他们那里去


【小片】

1980年,周光召应邀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被美国物理学界视为中国理论物理学界的代表人物,美国物理学会主席专门为他举办了学术会议,许多国际知名物理学家参加,这样隆重接待一位外国科学家,在美国物理学界是罕见的。

在美国的这些岁月里,周光召为中国完成了两件大事。

在这次采访中,周光召回忆了其中的一些重要的史实。



周光召:我想我在国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和美国物理学会达到一个协议 就是由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副会长 我也受中国物理学会的委托 要让中国物理学会回归国际 所以我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代表中国物理学会跟美国物理学会向他们讲了目前我们的情况 和我们的希望 因为那里头也有很多我原来的朋友 所以得到他们的支持 就达到了一个这样的协议 就是说美国物理学会每年接受一批中国的中年的科学工作者 到美国去等于说是进修两年吧 那么在美国的导师由美国物理学会替他们来选择 经费由他们出 我们就负责来派和出入费 这样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 所以这个计划持续了好多年 现在原来有一批所长就是经过这个训练出来的 而且美国物理学会还是非常帮忙 都选择了一些当时很有名的一些美国科学家做他们的导师 这一点全都是 这是我想一件事情 我当时去做 第二件事情 就是要帮助恢复中国物理学会在国际组织中间的位置 那个时候在国际科联底下的国际理论和纯粹物理联合会是台湾省会员 我们不是会员 这样当然就妨碍我们进行国际交流 可是这里面有两个中国的问题 两个中国当然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要解决台湾问题一个是台湾用什么名称加入 因为我们最好是双方都加入了 不能一个进去一个出来 大概也不行 所以当时请了李政道先生 我跟他也很熟悉 他跟台湾方面当时的吴大猷先生是他的老师 也很熟悉 所以请他帮忙来和台湾谈判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条件 这是一方面 另外请美国的物理学会的会长 和国际当时国际联合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联合会的会长 是一位瑞典的一位科学家 那么在他们两位的帮助底下 总算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当然其中最难的还是要和台湾达成一致 李政道在这里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我们把这个问题从各方面的厉害关系都跟李政道先生讲了以后 他非常热情地去找吴大猷先生说明这个利害 因为他是吴大猷先生的学生 他们之间关系很好 把他们的 他们有一些要求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他也反馈过来 就通过了小平同志的决策 才最后达成了一致


【小片】

80年代初期,周光召在美国完成教学和研究以后,他来到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这个中心在60年代就曾经邀请他到该中心研究,隐姓埋名近20年后,周光召才来到这里。

就在周光召满怀热情开始新的学术生涯之时,一个重大的人生转折又出现在他面前。

从国内连续来了多次电报召他回国。他后来说,这十二道金牌完全改写了他后半生的道路。


主持人:那个时间你是不是您已经在开始思考这种科研体制了 或者是一种组织结构什么的

周光召:那个时候我根据不知道我将来会要做组织工作 我觉得我就是说回到科研第一线 我的想法就是说带一批学生 我们尽量把这个科学前沿在中国搞上去 当时主要想法是这个 当然像物理学会这种需要我来做的事情我还是尽力而为 因为物理学会当时的会长是钱三强先生 钱三强先生还有周培源先生 他们几位要我做的事情我是义不容辞去做的 他们是物理学的老前辈 而且也是我非常敬佩的物理学家 除此而外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我要回来做 那么到了我在欧洲那一年还未满的时候 那是2月份的时候 忽然果然就来了一个急电要我回来 当时我说我的访问还没有结束 我要到6月份以后才能结束 订的这个活动 还有几个地方还没有去 可是他们经过说十二道金牌的招法那么来召 一定要回去 而且动员了各地的大使馆 当时来做我的工作 我当时在德国 专门大使馆的参赞找我 实际上就是要动员我早回来 没办法我就回来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 回来以后我才知道是科学院把我选为十二大的代表 要我参加那个会 同时要我来做理论物理所的所长 这个所以83年我回来就开始做理论物理所所长 但做理论物理所所长已经有一些结构方面的问题 不过还不是太大的问题 后来参加十二大以后就要我到科学院去工作 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又发生了一个人生的大的转折 就说我想当小学生那样努力学习学来的知识 要 因为我大概是差不多从83年开始才花了三四年的时间学到一个程度 开始可以做一些论文在杂志上发表 又遇到这样一个情况 那时候钱三强同志动员我 还有科学院的一些其他的领导 我也没办法拒绝 后来就到科学院来了


这样子 当到科学院来了以后 我就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科学家在历史上是受过很多的冲击 其中除了政治方面的冲击之外 在业务方面就有很多次反复 比如说一下提出要联系实际 所有的人要下工厂 到实际中找问题 一下又觉得这个不对 又要回来搞基础理论 所以这样已经反复过几次 那么在科学院这批科学家对这个不太赞成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有一段稳定的时间在做基础研究 这样子 不太愿意再去做一些比较实际的事情 那正好在这个时候 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 所以中央又提出来一些方针 就是科学技术要面向国民经济 国民经济要依靠科学技术这样一个方针 这样在科学院的内部就激发了一场争论 其中有很多位老同志比较老一点的科技人员在讨论中就不赞成中央的这个方针 观察到这些问题以后 也确实觉得中国的问题当时已经发生了 一批科学家和中央的意见比较对立了 有些中央领导也发了脾气

主持人:那那个面对这样一个这么多人不理解的情况 其实您自己心里也是在很难以接受的 是吧 你怎么去跟大家做工作

周光召:这个当然一点我平时自己说服自己 那时候已经把我选成了十二大的候补中央委员 已经给我安上了科学院副院长的名义 你说我怎么办 我除非是说根本就不干了 然后就跟这个决裂 这个我好像做不出来 而且我这个人你给我一个责任 我总要去看怎么来完成这个事情 所以我来了以后看了一下 确实觉得相当的困难 当时科学院当然在这个里头也有一批头脑比较清醒的 认为应该在新的形势底下发展科技 也不能够完全让科学院回到原来 也不是 让科学院回到完全搞技术研究的这样一个问题上面 因为如果要完全搞技术研究 还要科学院干什么 就到学校去上 看了一下科学院的历史 也可以看出来它凡是在为国家服务的好的时候科学院就兴旺发达 比如两弹一星就是它专门做出来一个新技术 为这个科学院为解决这两弹一星中间的技术问题去攻克一些难关了 而且科学院有很多研究所也是为了这些国防任务当时建立的 那么在这个同时 他注重了基础研究 所以把一批搞基础研究的所也让它们同时发展起来 那么如果你都提倡所有人都要去写论文 那么搞基础研究的所还可以说是做出一些事情 原来就搞应用的基础研究所他们怎么办 他们人数在科学院是多数 是吧 他们要弃其所长 他们本来是做任务的 任务就是不是靠发表文章的 那现在也要靠发表文章来评资什么的 这个也不太 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 所以当时组织了一批同志研讨这个问题以后 我想逐步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 当时在头一阶段我像我们老院长了 卢院长 还有严东生他们两位也同意这种想法 所以科学院从84年以后就开始改革 但初步的改革是沿着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对技术研究这方面 对科学院来讲我当时的看法就是要开放 科学院不是编制在科学院之内的人的科学院 科学院必须成为中国的科学院 成为中国科学家的科学院 所以它必须对学校对其他方面来进行开放 很多实验室什么要吸引大家来参与 所以这个基础上制定了当时第一批开放实验室的计划 第二个 科学院特别是做应用研究的这批研究所必须要为国民经济服务 能够做出有影响的重大的成绩来 那么在最开始因为我在国外也去了也看到了当时的高技术发展的情况 其他的同志也有这个感受 所以当时在卢院长、东生同志都同意的情况底下 我们84年就开始组织了动员一部分科学家出来办这个高技术企业 当然这个受到很多的指责了 这个你们可能都知道 说我们当时这个我想卢院长和东生同志非常就是说支持 精明 他们还是同意拿出每年有三千万来支持这样一个创办 就是由科学人员出来自己创办高新技术产业的这样一种事情 那么院里头责成我负责组织负责这件事 所以那时候就办了一些公司 包括联想这些就是那个时候办起来的 那么这里边我们因为也没经验 中间经历很多的曲折 犯了很多的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最后成长起来的公司也是少数 但这也许是一个规律 在世界上也是这样子 但终归走出了一步 就是说在就是科技人员出来能够办公司



【小片】

从1987年开始,周光召担任了十年的中国科学院院院长。在这十年中,他领导了中国科学院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把主要科技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留一支精干的队伍进行基础研究和高技术创新。”

在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院两制的方针,是中国科学院在打破僵化封闭的旧体制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他积极倡导中国科学院与高校科研之间的联合,成立了不少联合实验室。为加速改变高校与科研单位脱离的现状作出了创造性的工作。

但是在一开始,工作的难度远远超出想象。



主持人:您觉得在中科院87年您做的中科院的正院长 那么在整个改革的过程当中 像您刚才讲的曾经引起了巨大的举动 而且大家还有比较大的争议 你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周光召:我想最困难的是观念了 因为要改变原来的这个体制 原来这个观念是非常之困难的 当然我们在87年是从几个方面着手的 一个是要调动当时提了一个方针交换调动大部分科技人员上国民经济主战场 同时保留精干的力量来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的创新 这也是针对当时这个国家的那个要求 我想也还符合当时的科学院的实际 那么在上经济建设主战场中间又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针对这些资源环境的农业了什么 所以我们组织了像几个战役 像黄淮海的战役 因为当时中国粮食问题在那个时候 在87年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大问题 那么经过科学家的分析 特别是李振声同志当时调来了 他是农业专家 那么分析了一下中国粮食最有潜力的区域是在黄淮海 而且中国科学院长期的跟沙地跟盐碱地进行斗争的长期的积累 所以在那里组织了黄淮海战役 要把山东 河南 安徽这一批粮食产量大幅度的提高 总体产量提高能够改善 另外当时还组织了一个黄金的一个战役 因为当时我们国际的我想现在有两千多亿的美金的储备 当时储备比较低 所以对黄金的为了保持竞争的稳定 需要更多的黄金 所以针对这个情况动员相当多的地质科学家帮忙去找黄金的矿 动员一些科学家来帮助进行冶炼 像这些战役现在看起来在对促进当时的国民经济都是取得了相当好的影响 另外也组织了一批同志继续来为一些国防的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来服务 努力争取这方面的知识 再有就是要跟企业相结合 但是当时跟大企业国有企业相结合 相当的困难 他们也不需要 他们也没有积极性 所以只好我们组织了就是队员一批科学家从小到大来发展这个高技术产业 那时候国外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 像硅谷像什么 所以在中关村地区和全国各个地区都是有一批科学家站起来 这个时候立刻就产生了很多观念上的冲突 比如说做比较基础的或者是比较正规的研究的这批人把这个出来办产业这批人是瞧不起的 觉得他们是不行的一批人 因为不行所以才去所以有的研究所就是把一些他们认为不行的人让大家去搞产业 当然这个有很多也是 就搞产业其实要素质很高的人 你搞一些素质不高的人 一般的讲是不会成功的 但是当时的舆论就造成是这样子

主持人: 这么多人的观念都难以改变 那肯定从所有的做事和行为上一定跟你所需要执行的这些策略跟做法是相反的 那你怎么办呢

周光召:我想我们当时最关键的就是要稳定科学院的基本的队伍 还是要加以稳定 如果你不稳定他他就会反对的非常之厉害 所以虽然87年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办院方针以后 88年我们就召开了基础研究的会议 它是我们科学院怎么样来重视基础研究 把这部分同志稳下来 另外强调要给去办产业的这部分同志 他们有他们的长处 他们有他们的价值 不能用同一个价值来衡量这两部分人 他们互相之间不能够尤其是做研究这批人不要去轻视搞产业的这批人 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 为了使得他们互相不要牵制 所以当时提出来一院两制的方针 就是说用不同的运营机制 不同的管理办法来对待去办产业和搞研究的这批人 因为他们价值观不一样 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不一样 他们的评价也不应该一样 而且在开始当然问题更难的就是说确实这个做高技术产业之开始非常之困难的 他们几乎要从买卖做买卖开始 因为没有资金 像联想每年能够投入几个亿来做开发 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那个时候他们总共就五十万块钱 要自己扛这么多东西到外头去卖 另外没有经验 还上当受骗 这种情况都有 那么院里头当时每年投入三千万 所以十年的时间一共投了三个亿 这十年我不知道挨了多少骂了 因为这三个亿都被认为是投给这些就是意思就是说做了无效投入 而且还制造了很多坏人 好像意思是这样 有些人的说法制造了那么多腐败的或者什么 当然其中这些投资中间有一些是失误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那时候我就反复的强调 我说 我们第一是必须要做这个事情 世界发展是这样过来的 第二的话这里头主要有能够打出一条路来 将来前途就是非常之光明的 所以对这些做企业的人他们非常辛苦 他们又被人看不起 所以要经常给他们打气 鼓励他们做一番事业 不是为了个人的一些要赚点钱什么 要为中国发展高技术这个历史上要写下一笔 要用这样一种高度来看待自己从事的这些事情 要学会怎么样来办产业 办产业远远不止是科技的事情 它的管理 它的市场 它的综合素质的要求远远高于一个普通的科技人员 所以不断给他们打气 那么这样慢慢的大概经过四五年以后有一批产业逐渐取得规模 这种反对已经在逐渐减少


【小片】

当年被周光召逼下海的王震西今天已经是中国著名高科技企业的老总,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他仍然非常充满激情。

当年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启恒说

柳传志今天已经是著名的高科技企业的领导人,但在当时他经历了手拉肩扛的艰难岁月。


周光召:那个时候把科学院的人一部分人赶出去让他们去做产业 像您讲的 他们可能得从扛东西做生意开始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 或是可以肯定的这种成功的经验 可是你必须在科学院内部这个巨大的这种舆论和压力 是什么信念支持你觉得这样做

周光召:那当时我想科学院从它历史来看 它必须要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它才能生存下去 它光有基础研究的成果我想是生存不下去的 因为那样的科学院可以合并到学校里头去 那过去它为两弹一星 为整个全国的资源环境的这些普查或者是 这些工作都是别的地方无法代替的 那你要让这些工作继续下去 你就必须继续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那中国需要什么 我想当然一方面在资源环境方面中国也没有人可以代替 所以这方面我们组织大量研究 刚才环淮河 然后是其他的矿藏的这个研究了 另外就是中国必须要发展高技术产业 我在美国待了这两年以后 深深感到美国之所以能够起来 是因为它的高技术产业远远超过了其他的国家 而且它的高技术产业中间有相当大部分是科技人员出来办的 这个就像从集成电路到这些英特尔这些芯片 到像计算机 软件 像些有名的企业它的原始的都是在科技上都是科技人员

主持人:那那个时候这么多人这样议论的时候 你觉得能接受吗

周光召:我当时我觉得如果他们不接受我就下台就是了 他是对这个毫无 就是说要我做就从我的认识出发 我来做一件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大家都认为不对 那就事实证明不对 那我立刻可以下去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如果政府认为不对或者国家就是说任命我的人不对

主持人:那并没有因为这些多的非议 觉得压力很大

周光召:压力是很大了 所以也出了一些事情 当然也令我非常之头疼 不过就是说那你怎么办呢 你要么就不做任何事情 也不可能 你也得不到

主持人:今天我们大家来看就是科学院这个改制 从时代和国家的需要是非常之必要的 而且对未来的这个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可以说到今天我们在了解周围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人心里从内心上都认为这个事情是非常应该干的 甚至于说觉得还敢 力度还不够的 还有这种感觉 但是好像从感情上对这种改革或者说对您本人都有些还不太能接受

周光召:我想这个 因为在这个大变革的时刻 任何一项措施都要影响到各种利益的分配或者是结构的改变 我们要尽量做到不伤害大家的积极性 但是要做到完全不伤害 这个确实也很困难 但是我在做的时候 我是尽量希望不要伤害所有人积极性 所以对各方面的事情我们都是鼓励的 基础研究也是鼓励的 而且我一直是反对 比如我在理论物理所 他们当时也 忽然之间他们也想去做什么 搞一点真正事情赚点钱 这我就坚决反对 你们是做建设研究 你们就应该做基础研究 不要去与做这种与你们无关的事情 但像有些研究所他本来就是应该是做这个与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事情的 一些研究所呢 它们当中还应该有一些人做比较前沿一点的研究 人们有多数人是应该和国民经济相联系 我始终觉得是这样子 我想当年不理解的人比较多 现在恐怕少一点了吧 至少以前直接当着我面表示 不赞成的人相当多 现在好像他们见到我都表示可以了

主持人:周先生 您觉得就是从理论物理学家转上科学的管理者 那我觉得这两个角色是完全不一样 那么这两个之间您觉得哪一个是你心里面更喜欢的

周光召:当然从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愿意做一个物理学家 因为那比较单纯 作为一个管理的主要是人 你要管人的话 每一个人他有很多的就说你一不小心就伤害了别人 说不定 尤其在领导岗位 你这个或者是使他没有得到支持 或者是你说这个重要那个不重要说不定就伤害了某些人的积极性 诸如此类的 而有的时候你要改变人家的习惯 你比如做这个改革就是 实际上要改变观念 改变习惯 这个我记得有一次 我说我们不应该近亲繁殖 就说自己的学生应该让他到全国去发挥作用 研究所应该从全国招聘自己来的人来一起工作 那么这个近亲繁殖这件事情立刻就有一位院士非常生气 他说你不让我把学生留下来 我还带学生干什么 另外就是我们科学院自己的报纸都去发表文章说应该近亲繁殖 实际上是 我的当时的感受就是说这说明这个问题要改变 就是说要改变人们的观念 改变一个习惯是一件很难很长期需要很细致工作的事情 需要做很耐心细致的工作 也不能因为这个就去下一道命令 说非得怎么样不可 所以一般的讲 我对研究所是采取就说提出我的主张 但是希望他们自己认识了以后自己去执行 如果他们认识不了 我们也不强制 至少在我那个时期 我基本上采取的是这样一个态度 但是我觉得什么是对的 我还是要把它说出来

主持人:你说出来可能就得罪人了

周光召:哎 就得罪了很多人 因为它要改变人家 要影响到他的什么 改变他的工作习惯 或者是观念 或者什么等等


【小片】

今天的周光召在中国科协主席的任上,继续思考着中国科技发展的长远战略。

作为经历过两弹一星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科学家,周光召对中国科学体制的下一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主持人:那么在您现在的心目当中 您觉得中国的科研体制最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

周光召:我想中国的科研体制中间一个最佳的状态一个是企业的科研力量要大发展 它必须要成为产业自主知识产权的最主要的根据地 然后大学 在大学里面要大量发展基础的研究 同时要把最新的科研成果交给学生 那么在科研所里面我想当然现在除了已经要去跟工业相结合的那批科学研究所之外 像科学院的科研所的话要针对国家的重大的需求 这种需求既有直接 就说比如十年五年之内的经济 社会 这种需求 也有文化上的需求 你比如说在一个大学里头没法办的事情 你比如说我们要研究宇宙的起源 要办很大的望远镜或者什么 这个必须要全国集中在一个地方来办 让各个大学的人科研所来参加 像这种你可以集中在中国科学院研究所 有些大的这种科学的项目可能还是要有一些集中的地方来办 那么不管这些大学也好 研究所也好 他都应该不断地向社会向企业去输送最新掌握最新科技成果的人才 其中除了直接输送到大企业中间的一部分之外 要有相当一部分促使他们出来创业 从小规模的最新的高新技术开始 逐渐地发展壮大 这也是国际的一个规律 那么这种人员的流动才促使这样的研究所大学有更多的活力 他会腾出更多的位置吸引更多的年轻同志进入到这个里面来不要像过去那边变成死水一潭 那么每一个研究所或者是大学都要把自己看成是全国性 不要搞这种近亲繁殖或者是什么

主持人:周先生您刚才讲了很 其实一直以来您都非常看中青年的人才 你在看这样的人才的时候 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您心目中的人才呢

周光召:我想人才有 就天生我才必有用 所以每个人他都应该有他的长处了 那这个人才中间有的是适于做一个具体的冲锋陷阵的 去突破一些难关的这样的科学家 那么有的也许适于把一批科学家团结起来 形成一个梯队 去承担比较大的国家的任务 当然也有少数的科学家那是可能可以起到对科学的方向发展的方向起到引导作用的这种科学家 应该有这种科学家 我们希望年轻人中间能够不断把自己的长处发挥出来 要逐步成长 这是我想我刚才讲的那三种当然越到后的人数往后越少 也会有一定的困难 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这个

主持人:如果一个年轻人站在您的面前 他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幸福以及方方面面的这个东西表现出来 你觉得他什么一个特质表现出来是最会容易打动你的地方

周光召:这个很难说 我想作为第一位就是冲锋陷阵的科学家又很多人有些怪癖 很不另人习惯 甚至于 但是要能容忍这些人 现在我们就知道有很多有很大发现的一些科学家的话 为人并不是那么就是为大家所喜欢吧 甚至有些做法都是有点不太合乎常情的 但是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一些人 让他在他的特长范围去发挥 那么能够做到一批科学家的能够成为他们的核心的我想他除了科学上有很高的成就之外 那么他一定在为人上要有比较高的品德 不然大家不可能服他 所以做到在战略上的高度他能提出方向的 他有一种远见的这种科学家 那当然就更难一点

主持人:我知道李政道先生曾经说过 说如果因为在年轻的时代您在杜普纳做出过非常突出的贡献 在物理学上 他说如果有可能 如果继续研究的话 他说非常有可能周光召会成为中国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人

周光召:这是他很客气的恭维的话 第一 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事情 第二我自己也知道自己有很多的弱点 比起他们 比起像李先生 或者是杨振宁先生 我在很多方面不如他们 所以我自己从来也没有这种奢望

主持人:您看您从年轻的时候到后来 包括现在经常在发表的演讲当中 您总是会提到平常心

周光召:对

主持人:您觉得您自己一直有这种平常心吗

周光召:对 因为我从来没有去后悔什么事情 也没有因为命运要使我做另外一件事情就使我非常之不安 有很多都是身不由己 不过我也服从命运的这种安排 在这个意义上讲 我想应该是一种平常心 没有 有些事情就是时事要我来做 我就尽量尽我的力量来做 如果没做好 我就下去 我毫没有什么觉得怎么样

主持人: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很多全都是您的工作 那您平时自己有什么爱好吗

周光召:我这个人爱好实在是不多 因为我不像李政道先生一样 年轻 他们都有都是非常就不止是物理学非常好 他们的文学修养 艺术修养都非常高 我跟他们望尘莫及 所以不能 因为我这个人也比较笨 也学一样东西都学不好 所以其他的 那你说爱好 我平常偶尔听听音乐 但是我也不是说有极大的爱好 非要去一见到什么就非常狂热的要去怎么样


原载:世纪之约网:http://www.sjzy.com/wqjm.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