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约:周光召访谈(一)

嘉宾 周光召

主持人 曾涛

编导 孙珉 李妍 贾咏继


[主持人的话]

春节前夕,世纪之约记者对现任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进行了采访。 周光召先生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包括很多科学家都对他的个人经历知之甚少。在听说我们要采访周光召先生的时候,他们都说,无论他说什么我们都会觉得很新鲜的。


主持人:我听说您的亲戚回忆说 在您家里有很多孩子 但是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你

周光召:这恐怕不是这么回事 我想不是

主持人:听说那个时候因为 不断有对儿童的测试 好像几次测试你都考得特别好 所以那时候把你叫神童 这个还记得吗

周光召:这个绝对没有这回事 绝对没有 我在小的时候是一个顽童 差不多 40年代的时候 应该在重庆上了中学 重庆当时因为我们逃难的关系 所以而且我父亲 他那时候要修公路 要到他去修 从重庆到云南的一条公路 是为了怕要 也是为了抗战的关系 所以那时候他们也不在 我父亲我母亲都是 住在现在的西昌 我和我哥哥留在重庆 当时我们就在 重庆南开中学住宿 我有几个姐姐 她们那时候有的在中央大学念书 后来在那里当助教 所以有的时候 她们给我们一些照顾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在住校 包括寒暑假在内 都差不多是在学校里 一直到46年 胜利以后 我们就回到湖南 我在南开中学呆了有五年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 在中学当然是 所有的课程中间 我的成绩都不是非常好 但是因为当时 那个学校的数学老师非常好 是一位叫唐秀颖的一位老师 刚从 我刚进去 她刚从当时的中央大学毕业出来 但是她那时候还年轻 就非常投入到中学的教学的事业 她给我的帮助最大 影响也最深 因为她的那个关系 所以我对数学的爱好 也就比较强一点 所以说在数学上有的时候 她给的功课还稍微多花一点时间 其实我其他的功课都不好 我觉得

主持人:那么在清华园的时候 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个时候同学都管您叫周公 是吗

周光召:这个我还不 你听谁说的

主持人:那时候在那个 他们都会这样比喻说 哎呀 这个做题的时候 这个题太难了 周公都做不出来 因为在中国人习惯里面 一般叫周公 是岁数大的一种尊称 那为什么同学们那时候会这么叫你

周光召:我并没有印象认为 同学们好像是这样子叫我 当然我是进大学也是很不容易 在46年回到湖南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高中才念到五年级 念了一半 高中六年级没有念 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没有办法就只好去考大学 考大学当然很荣幸了 清华大学那时候 把我招进了清华大学的 一个叫先修班 因为我的成绩并不好 所以并不能一下子就考入 清华大学的这个正规的学生 那么清华大学先修班 实际上就相当于 高中的最后一年差不多 等于我在那儿上了一年 那么清华大学是集中了 很多优秀的学生 因为我觉得我是很笨了 原来也不太好学 所以就要花更多的时间 但是周围有很多很好的同学了 所以他们做了很多帮助 有很多很好的榜样 我想我那个时候 比如说那个时候晚上有图书馆 没人管 我就愿意去管 因为那时候 我就可以坐在图书馆里去 多学一点 所以花了很艰苦的努力 才跟上了这个整个学业


[小片1] 这里是清华大学理学院,1985年周光召担任了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院长。 近40年前,周光召在清华园里度过了自己的大学时代。 40年代末,这里聚集着中国一批杰出的物理学家。 叶企荪、王竹溪等教授着眼于世界物理发展的前沿,培养出了一代代杰出的物理学家。 毕业后,他进入北京大学师从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教授,研究基本粒子。


主持人:您在大学期间您的导师 有像彭桓武先生这样非常杰出的 这样一些学者 那么在跟他们学习的这段时间 您觉得这种学习 有什么特点呢

周光召:我在大学的期间 当时彭桓武先生 还不在清华大学 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 当然是王竹溪先生 还有像叶企荪先生 王竹溪先生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 他是在英国留学回来 他的作风非常之严谨 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之严格 所以当时上他的课的话 要非常聚精会神才能学好 不过我从他的 除了他教给我们一个学问之外 当时教热力学了 把这个学好之外 从他身上还是学到了 怎么样做科学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一个非常非常认真 非常严谨的一个态度 叶企荪先生 我想他是中国物理学界的 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前辈 他为了中国物理学的发展 我想献出了他全部的身心 因为他是非常爱国的 当年在抗日战争的时候 他为八路军呀什么 去做些炸药送过去什么等等 他有很多的爱国的事迹 我想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他非常爱护年轻人 像王竹溪这些都是他的学生 我们是他更小辈的学生 一般地讲他那时候 已经是清华大学的领导人之一 大概是理学院的院长吧 我那时候是二三年级的学生 那么他当时一方面讲课 我觉得他有他自身的特色 非常联系实际 就是 把一些理论和实际联系得很好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他对学生非常关怀 给人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主持人:您大概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您应该说是刚刚二十出头 可那时候刚刚是国统时期 就是快到了要解放的时候 所以应该说是局势非常混乱 我想那时候作为一个大学毕业生 应该好像很难去想自己的志向是什么 应该是一种很忧虑的心情 是不是

周光召:对 在那个时候 当然在国民党的统治时期 社会确实是非常之不安定 大家也都为将来的职业 将来毕业到底怎么办 以后 很忧虑 那时我到清华这个没有多久 当然就被当时的学生运动所感染 虽然我没有像其他的一些同志 那么先进 积极地去参加这些学生运动 不过我有几个很好的朋友了 他们是地下党员 不过我当时也并不知道 在他们带动底下 当然我们对 我对国民党逐渐开始有一些认识 同时也向往将来的解放 到了48年的时候 已经非常清楚了 中国一定会得到解放 那么从46年 我46年到的北京 到北京不久 我大概是10月11月到的 12月就发生了美军强奸 北大的学生沈崇的那个案件

主持人:那时您正好在

周光召:对 我正好在 当然我们听到这个消息 我是非常之气愤的 所以我第一次参加学生游行 是在沈崇事件之下 在这个以后 我有一些好同学他们就参加了 我们这个地下党的一些组织 当时我还是比较纯业务观点 希望多学习 所以尽管其中有人当时就动员我 我也因为我的业务还赶不上 感觉到 所以没有参加 不过他们要求我参加学生运动 那些游行示威了什么 一些活动我倒是都积极地去参加了 同时也受到他们很多影响 他们也给了我很多书 那时候就有一些描述解放区的书 还有一些讲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些书 我也看 比如我有一个同学 就是后来我们《中国日报》的总编了 现在叫做陈砾 他那时候不叫陈砾 叫做陈远 他非常之聪明 他比我年纪还轻一点 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同班 他是陈布雷的儿子 可是他的思想非常活泼 非常先进 他那时候在北大学哲学 我在清华学物理 所以常常我也经常去看他 他还有一个姐姐 很有名的叫陈年 陈年是地下党员 当时我们有的时候到陈年那儿去 她给我们讲很多的形势 所以到了那个时候 我们觉得中国一定要解放 我们一定要为解放了的中国做事情 所以关于后来的这个忧虑 反倒没有以前那么重了 同时他们也看我是个书呆子 也鼓励我多学一点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觉得自己是书呆子吗

周光召:我大概是个比较书呆子 因为我那时候话也不会讲 除了自己好朋友之外 我很少 有些活动很少去 关心别的活动 在毕业以后 后来到北大工作的时候

主持人:我知道您在北大工作的那段时间当中 您留校任教是吗

周光召:对 我在清华 毕业以后在清华做研究生 那么院系调整 又到北大 所以我研究生是在北大毕业的 我到了做研究生的时候 是彭桓武老师做我的导师 毕业了以后就被留校了

主持人:在北大那段时间 我知道曾经有三次的机会 你都被派到应该去苏联去留学 在以前的采访中您都说到过 那么在一次一次都没有去成的情况下 那个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呢

周光召:我的态度是 就是说 如果派我去当然我很高兴 不派我去我也没什么 很淡然 我对这种事情一向都比较淡然 因此它没有影响我任何的情绪 我在那儿工作 一直是尽我最大的努力 所以他们才会一次次地来推荐我 当时把我还推去参加了 北京市的第一次党代会 作为代表

主持人:那个时候您觉得 像这样事情都不能够影响你 因为对一个学者来讲 我想在那个时候 还是应该把这样机会看得很重 那个时候您把什么看得很重要

周光召:我当然是首先是希望 把自己的工作尽量做好 另外那个时候 我一毕业就让我教两个大班 教学生 对 另外我还要尽量抽时间来 继续我自己的研究工作 再有因为我在这几位 像王竹溪先生 彭桓武先生 他们的教导下边 我也不太有 就是说 就是有那种非要到什么地方去 才能够使得自己得到进步的 这种想法 我现在觉得 如果我那时候不采取这个态度 闹起情绪来 可能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可能这一生就不知道 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主持人:那您会反而觉得 回过头来想 您反而觉得这个平常心会很重要

周光召:对 我想一个人 任何时间都应该是平常心 我其实我我在这一生中间 都有很多的转折 都是我预想不到的 我原来为自己所安排的 都不是这样子 所以就 现在更加觉得无所谓了

主持人:那您原来给自己安排的 是什么样子

周光召:你看我在中学的时候 我还没考这个大学的时候 当然当时就是一种普通的想法 就怎么样念好一门功课 然后在社会上做点事情 所以当时我最早想的还不是学文 是学工程的 我觉得工程可能对社会更有用 更容易找到职业 后来正好我要考大学的那年 45年到46年 正好原子弹爆炸了以后 其实我并不懂物理 就是我这位同学 这个陈远他很敏感 他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 就说你45年的时候 第一次就是知道了原子弹的这个 那是报纸上登出来的 那时候我们学物理高三才学 我那时候才高二 根本就没有学过 连中学物理都没有学过 他当时觉得 我跟他讨论的时候 他很明确地指出来 他认为这个是最有前途的 其实我受了他相当大的影响 之前没有学过物理 要去考物理系 你想想 一定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当然等到学了物理去考了物理 又跟当时跟核武器也没什么关系 我做的事情 就做教学 那我也早把这个忘记了 因为大学 物理确实很是奇妙的 所以你一进去以后 等你逐渐熟悉了以后 你就会被它自身的一些规律 一些 也是一种美吧 所吸引 所以就会沉浸到这个里边去了


[小片3] 50年代,前苏联在杜布纳成立联合原子能研究所,聚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许多科学家进行高能物理研究。它的设备和科研力量在当时的世界上居领先水平,中国也派出了以王淦昌、周光召等一批优秀科学家参加联合研究。 周光召在这里工作了4年,没到30岁的他在这里展现了他杰出的物理才华,在这里他两次获得联合研究所的科研奖金,发表了33篇论文,其中有不少成果引起了国际物理学界的高度重视。当时国外报道称:“周光召的成果震动了杜布纳。”


主持人:您刚才讲到人生的那种转折点 我想在1957年的时候 您正好作为研究员被派往 苏联的杜布纳原子核研究中心工作 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当时您去了杜布纳的时候 那么杜布纳这个研究中心 与西方其他很发展 就是说非常前沿的研究中心相比 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周光召: 我想应该说是 至少到了他们中上的水平 当然不是跟那个西方 最好的那个单位的水平的 还不能相比 当然在最前沿的 最优秀的科学家 那时候还是集中在美国 欧洲的地方 但是那里边有一批 当时苏联还是有它优秀的 一批科学家在里面 苏联最优秀的科学家 也不在那个研究所 在另外的研究所 我们有的时候可以见着 不过总之它比国内是要强多了 它在那里提供了比较大的这个 学理论嘛 最主要的是信息了 就是一些图书了 或者这些 人家到底做了什么工作了 这样一些条件在国内是没有的 另外的话 也会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学者 到那里去作作报告 可以加以了解 这也是国内当时 尤其在封锁的条件下是不具备的 就说在那个学习那段时间里

主持人:我听说就是有一次 是听何祚庥先生说的他说有一次就是为了一个 他讲的叫相对性粒子的自旋 这个挺专业 这个问题的时候 实际上当时就是您和苏联专家 发生很大的意见的不同 争论得非常激烈 那么后来您用了一百天的时间 把这个推论出来了 是有这么一件事情吗

周光召:当时因为刚开始在 世界上高等物理也正在发展 就对相对性论粒子的它的性质 这是一个 研究得比较前沿的一个课题 那么苏联有一位教授 他在这方面工作 他得出了他的结论 但这个结论呢 后来我参加了那个组的 那个也是一位苏联的一位专家了 他恰巧对这个问题有兴趣 他让我去看一看 那我去看研究了一会儿以后 就觉得他们这个恐怕是不一定对 所以我就提出来 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来 当提出来以后 因为那位专家已经比较有名了 做这个事情 在苏联 而且他已经是做到了 莫斯科大学的教授 在苏联 这个莫斯科大学教授 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个苏联的博士也是特别高的 所以就 他的朋友也很多 所以他们就觉得 我这个绝不可能是对的 就发生了一些 在会上稍微的 就是说怎么说吧 这个在世界各国恐怕也常见的 一个权威忽然发现一个年轻人 提出一个什么不同看法 那当然就要斥之为无稽之谈了

主持人:那在这种情况下 您自己很自信吗 觉得肯定

周光召:我当然自信 我是觉得反正这件事情 我要把它弄清楚 我必须要有个交代 对吧 尽管他们在会议上 对我当时不太 就说斥之无稽之谈 我总的来讲把它弄清楚了 经过一段时间 我又比较严格地证明了 他是不对的 这他们就没话好讲了 但是后来他们 就跟我成了很好的朋友 就是因为这个 对 叫不打不相识吗 那么在这半年时间 是不是您的研究就具有了很大的 对您自己来说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这样一个时期 对 我在杜布纳待了四年 大概发表了三十来篇文章吧 确实那个是我非常努力的一个时期 大概是 我本来在国内也是很努力的 不过在那里环境更好一点 也没有别的事情 另外也不能让苏联看不起 而且我在那里是 中国组的负责人之一吧 但王淦昌先生是主要的负责人 这个也得要 就是说改变苏联对中国人的看法 所以必须要努力 那个时候他们对中国这种看法 是不是也挺明显的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 比苏联要落后很多 那当然 我想是 开始他们是觉得我们是 我想这个也很自然 就跟我们有些人 看其他国家的一样 这是一种人性的一种 就是科学家也是 不是非常是 所以我始终教导我们的人 要对年轻的 对待一些落后的国家的人 要非常尊重 不要去随意地去 看不起人家或者怎么样 不过后来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 两三年后他们对中国人非常之尊重 他们觉得甚至有一点觉得 我想就是说他们态度也绝对地 180度以上的改变

主持人:您觉得现在回想起来 在杜布纳研究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头 对您后来的整个这种科学工作 有什么样的作用

周光召:那段工作它研究的问题 和我后来的工作是 至少和后来做两弹一星的工作 关系是不大的 但是它训练人的思维的方法 这个知道怎么样去对待一些还没有 就说不认识的一些问题 用什么方法去入手 去把它去解决 这种训练当然那段还是 这是从学校一直到毕业 每段时间都在训练 我认为那是一种 更高一层次的训练


[小片4] 就在周光召科研上突飞猛进的时候,当时的中苏关系却阴云密布。 1959年6月,前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发来通知,撤走所有在华的专家。 中国已经开始的原子弹事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中央决定,派自己的优秀科学家参加原子弹计划。 1960年,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所长,中国原子弹的负责人钱三强来到杜布纳,和杜布纳的中国科学家进行了一次长谈。


主持人:我知道在60年的时候 那时候苏联的专家从中国撤出 是不是那时候你们 正好还在杜布纳做研究工作 我知道那个时候钱三强先生 专门带队去杜布纳 来找你做了一次长谈 我看您后来在回忆当中 就讲到那次钱三强先生 跟您谈了这个话 给您带来极大的震动

周光召:那么当时他谈了什么 他当时谈的 当然主要是谈 在59年6月 苏联就撤退专家了 然后撤退专家以后 工作就遇到了一些 各方面的工作遇到了一些困难 同时也谈到了中苏当时的 因为当时中国其实就是说 处于全面被包围的情况 当时我们也知道了 苏联内部已经传达 觉得中国这个实际上意思是反苏的 也感受到了这个里面的 也存在问题 但他们对我们个人 还是很尊重 特别一些 科学家之间没有什么 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他们组织的人员 就感觉出来他们对中国的态度 就不像以前那么友善了

主持人:那在那次长谈之后 我看到您后来就是因为 您刚才讲是中国总方面的负责人 你们就召开了一个支部会 这个支部会上你们怎么商量的

周光召:我想支部会上我们一个就是说 说明当前的这个局势 那么中国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形势 也说明了在这种形势底下 作为一个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怎么办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一些讨论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样的见解呢

周光召:我想大家基本上的见解 就是说我们应该 我们是中国的科学家 一定要为中国的富强 来尽我们自己的力量 这点好像没有什么不同的理解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才写了一封信回来 表示我们可以放弃 我们现在这些研究工作 这些研究工作跟 我们也很清楚 跟国家要我们 如果我们回去要我们做的工作 跟这个肯定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那么这个工作对个人的 在科学上的发展会有 就是要走一条不同的路 但是这封信是大家一起写的 我不记得是不是 我想第一是大家经过讨论的 第二个是谁执笔的我忘记了 是我呢还是别人 这点我记不清楚 反正我们几个主要的人在上面签字了

主持人:您签字的这个有一句总结性的话

周光召:我想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那个信的 所有的内容 我想它就明确表明了一个态度 就是如果国家需要 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会立刻放下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 回去做什么 我想这个有一个很明确的态度在上面


[小片5] 钱三强的这次谈话,给周光召留下了至今难以忘怀的印象,他后来说,当时对他的振动是难以言说的。 在这次的支部会上,他们给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科学家,我们时刻准备放弃我们的基础研究,接受国家交给的任务,我们深信,中国一定能够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1961年2月,周光召奉召回到祖国,担任了二机部九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和邓稼先、彭桓武等一批科学家一起,开始进入中国原子弹研究核心部门。 他也从此开始了十多年隐姓埋名的生活。


主持人:大约在一年以前 当时我们采访这个八一厂 密片厂的一些工作人员 那么当时他们就是正好跟你们一样 在原子弹的研究基地 在负责拍记录这个过程 那么在我采访时 他们说拍这个过程时候 当时有一个严格的规定 就是不允许拍我们的科学家 也可能是处于安全的考虑 所以在后来 就是几乎很难很难找到 其中某一个人的影像

周光召:我想我在那段 杜布纳那段 特别是后来是有很多朋友了 国外的很多好的朋友 当我们回来以后就不见了 不见了我到后来才听说的 到70年代听说 到国际上就传说了 说是我们逝世了 说是 说是制造了一个什么事件 在我们回国的时候就飞机爆炸 或者怎么样 就不在了 这种传言都有 这不我到70年代以后才听见了 就确实有一些国外很多的朋友 那个时候关心我们是怎么回事 所以那个时候根本拍不到大家的影像

主持人:对 所以我们就非常好奇 想知道那个时候作为科学家 在原子弹的研究基地 是一种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呢

周光召:那个时候 因为原子弹要把它很快地做出来 这一点是压倒一切的 在我们思想中间 氢弹 原子弹 这根本就不会想起还要在什么 有没有电视拍或者怎么样 我想从来没有人 我想不仅我这样子 恐怕其他人也没有 从来没有这个 没出现过这种念头过 在那个地方时候呢 那种生活的环境是不是非常地艰苦 我想在60到62确实是比较困难的 和全国人民一样 那三年困难时期了 生活也很困难 那时候还有一些同志长期住在高原 或者在沙漠地带 所以他们更困难一点 我们多数的时间还在北京 当然也是每个月的 那个配给量也是不多了 但是中央还是想了一些办法 偶尔再发一点什么副食品 尽量增加大家的营养之类的 尽管如此 大家心情还是非常愉快的 而且工作也是日夜的

主持人:那您刚才讲到说是那个时候 完全就是这样一个 比较绝密的一种工作方式 那个时候您的家人 知道您在干什么吗

周光召:后来我的 当然开始他们是就是说不知道了 包括我的爱人 我的夫人在内 后来我的夫人多少是知道了 后来就把她调到单位来了 她也改行不做她原来那个 做一个辅助的工作人员 这样就避免了这些事情


[小片6] 在原子弹设计的初期,有一份苏联总顾问口授的一份简要记录,其中的数据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争议,正是周光召,花了许多精力进行了最大的计算,最后证明是记录错误。 周光召在核武器的各个领域都显示出很高的造诣,取得了许多很有实际价值的重要成果。当时参加原子弹研究的黄祖洽院士回忆说: 1964年10月15日,在罗布泊高高的铁架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安装就绪,等待起爆。就在此时,在北京留守的周光召接到前方的指示,要求他把一些重要的过程重新计算一遍。


主持人: 那么您刚才讲原子弹 和氢弹的那段时间 那么在原子弹 我知道1964年的10月15号的时候 也就是原子弹爆炸的头一天 那么当时就是您回忆说呢 后来张爱萍将军不太放心 因为那个时候要求就是最大 应该说是这个成功率 那么就要求把所有的这个计算 希望理论组再核查一遍 是不是这样

周光召: 当时我们是 那时候邓稼先同志去了基地 我在北京留守 那时候我接到这样一个 我想是周总理提出来的 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又重新把所有我们的考虑 做了一番深入的检查吧 不过当时我觉得我们做第一次 是非常之认真的 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报告还是 全部重新再查了一遍 对

主持人:你们回复报告呢

周光召:我们回复报告是不会 就除了有一些不可 人力不可控制的因素之外 没有问题 成功率是多少呢 成功率应该是 就是大于 大于千分之九百九十九 总之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成功率 当然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了 意思就说我们已经尽到了最大的力量 就是说 而且我们认为 我们做的工作没有任何的问题

主持人:那么在第二天 就在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 您在现场吗

周光召:我不在 因为我留守北京 当时邓稼先同志代表我们在现场 但是我们知道 所以我们在北京去 当时就了解了那个爆炸的情况 听到这个爆炸成功的消息 那一瞬间的时候 您是什么心情 那当然是非常地高兴了 我立刻召集所有在北京的同志 在一起向他们宣布了这个消息 大家一片欢腾

主持人:在您的记忆中 这是人生中最高兴的一次成功吗

周光召:我想我一直认为这个 原子弹也好 氢弹也好 是多少人 就是说 远远不是几个人的事情 是十万人以上的共同的工作 而且它是不能出一点差错的 一个螺丝钉不对了都要出问题的 所以在这里头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贡献 而且每一种贡献 在我看来都很难分得出 它的特别重要 特别不重要 当然这是使得我们 都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 那次没问题 就是表示 我们尽到了我们的职责

主持人:刚才我们讲两弹 两弹的成功应该说是举世公认的 震动了世界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这种震动 就是两弹整个经历 在您整个生命的过程里面 您觉得带有自己的震动 或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周光召:这个方面很多了 看你从什么方面上来讲 一个当然是觉得我们国家 因为这个也不是我们讲的了 是领导也跟我们反复讲了 中国没有核武器 人家就不承认了 是吧 必须要有 而这个历史的责任交给我们 我们能够给它参与 而且完成 那当然是我们觉得一件 人生一件做得无愧于自己 无愧于国家 也无愧于自己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一直强调 这个事情并不是 是一个集体的事业 而它的最可贵的是 它训练出来一支很好的集体 能够团结一致 能够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去奋斗 这个我觉得也是我这一生中间 在看到这样的集体 恐怕是这是唯一的 和一个人的某项成功 感受是不一样的 和你发表了一篇很好的文章 人家表示赞扬或者怎么样 得一个什么奖 这个这不是那种感受 这是一种 真正代表国家 能够参与了 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业 作为其中的一员 有的一种感受 就是一种自豪 或者是大家共同的一种高兴


[小片7] 就在周光召等科学家紧锣密鼓的研究氢弹的时候,一场浩劫降临了,作为中国核武器研究的重要人物的周光召也没有躲过这场风暴。


主持人:在那段时间里头 您一直跟一群科学家 大家都非常年轻 那时候在这样的年轻人当中

周光召:您心里有没有非常佩服的 我想那个时候是老中青都有 大部分是年轻人 其中有像我这么大的 我比他们还是要大十岁了 起码 我那时候也三十岁了 比我再大一点的 还有比我大比较多的 像彭桓武先生就比我们大得多了 所以它是一个老中青结合的一支队伍 那么在刚毕业的这批年轻人中间 我想他们都是从各个学校 当时毕业的最优秀的学生 挑选的 确实我想其中有很多是非常优秀的 他们也是从来没有学过这个 一切要从头学起 工作态度都非常认真 其中有些人的人品我觉得也非常好

主持人:有谁给您印象很深的

周光召:我想当时这个有两种 一种是在艰苦的条件底下 他们能够毫不犹豫地去从事这些事情 学了以后 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组 那么多数人是在北京 可是我们理论必须要联系实际 那么我们这些人是去一个短的时间回来 那么需要派驻一个小组在那个地方 随时了解情况 他们这个队长就是 前一任的九院的院长 吴斯德 当然他手下还有十来个同志 当时家就在北京 都长期在那儿 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 另外还有一些同志 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原因 使得我对他们很钦佩的 到现在 我想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备受冲击的一个 因为在单位我受冲击得最厉害 因为我57年就出去了 所以并不知道什么叫反右 什么叫做反右斗争 所以我说话都很直率 得罪的干部 特别是政工干部得罪的就比较多一点 所以开始就被当作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再加上我出身也不好 而且红卫兵一冲击就把我家抄了 我的家被抄了三四次之多 所以你要问我 过去的很多照片 我想都不存在了 我不仅 父母亲当时在国民党时期干过 父亲 我的岳父母他们也是做小本生意的 本来我们在北京 他替我们照顾小孩子的嘛 那时候就被这些赶回家去了 赶回乡下去了 诸如此类的 那个时候一方面要工作 一方面要接受批判 那个时候这个大字报几乎针对 针对我的是主要的 但是我一点也没想到 其中有几个 我平常并没有特别关心过的一些同志 因为我管业务 所以我对他们其中的一些同志 当然他业务表现好一点也就提拔了 或者照顾得多一点 一般地我那时候比较纯业务的 政治头脑很差 对有些同志就关心得少一点 但是我一点也没想到 有些我平常关心得不是很多的同志 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怕我出事 因为他们知道我没有经过很多的运动 所以在那个环境里头 找到我 来安慰我 劝我 正确地看待这些事情 而且当着我的面 把江青把什么都骂了一顿时 他们也不怕我去告发 也不怕什么 那个认为这些做法都是正确的 这些同志我觉得非常之了不起 而且是他们给了我相当大的精神力量 度过那段时期

主持人:可是在那种情况下 像您讲的话已经在做着 原子弹的氢弹的研究 那我觉得那个研究当时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前沿 而且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困难的一项研究 因为在你刚才讲的出现那样一种 那个时候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了 已经到66年了 到66年 那时候主要是要做氢弹 因为正好正在突破氢弹的一个关口 那个时候您还有心情再继续研究吗

周光召:那个时候 我想我无论如何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因为如果中国的氢弹不能够爆炸的话 显然我们的历史使命没有完成 但那个时候我就想把这个做完了以后 我就要退出了 我已经有一点 已经产生了一些消极的情绪 我应该说 但是我并没有 我还是那时候实际的第一负责人 当时那时候于敏同志在 他领导了很多工作 但从组织这个工作的角度是我在负责 邓稼先同志他管全面 所以我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那么尽管在那个时候 我还是没有放松我的工作 我想我到底有什么错误大家尽可以批评 但是我问心 我觉得还是无愧的 但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并不是很理解 尤其我没有经过过去的那些运动

主持人: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心情 是到了哪一年以后 您开始有回转的决心了

周光召:这个过程就是 一方面我看到那些领导同志 像聂帅了或者总理了 他们的表现 他们对我也是一种激励的作用 比如我们做氢弹 66年的时候 要作一个原理性的实验 就是看氢弹这个设计的原理对不对 那时候于敏同志和我到了现场 聂帅那时候也去了 那是66年12月份的时候 很冷 我们当然是属于受批判的了 我们是住在一个 当然我不是说是像聂帅那样 是受到造反派的批判 所以我们很注意 就住在比较 当时干打垒的房子里面 那时候还在那个基地 那么聂帅去了以后 找我们研究下一步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那个地方已经有一个比较 一个楼房 可是聂帅见到我们 首先问的就是希望我们搬到楼房里面去 首先就是问我的病怎么样了 这个当时 当时几乎要掉下眼泪那个情况 所以我想不把这个事情做完 是无论如何是对不起国家 和像聂帅这样一些老同志的 所以那个原理实验一成功 同时聂帅也支持 尽早把这个实现 所以在67年的年中来实现 那时候全国很乱 1月份我们坐在飞机上 从基地飞回北京的时候 就听到广播是1月夺权 上海1月夺权 所以全国是相当地混乱 要在那个情况底下把各项工作做好 我觉得这个确实担子非常之重 不出一点差错 所以回来以后 我就带了一个小组到上海去了 设计离核氢弹的那个事 这个设计完了以后 它实验成功了 那段我就靠边了 那段时间 到69年什么 接近 反正他们查了半天以后 本来按照我的社会关系 我就应该不参加了 但是后来他们觉得还是需要我参加 所以又把我 69年要让我做所长



[主持人] 在讲述这段沉重的岁月时,我看见周老的眼中微微湿润了。 我第一次体会和理解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们压力和付出有多大。

 


原载:世纪之约网:http://www.sjzy.com/wqjm.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