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学园又一年

刘钝 曹效业

 

    2005年过得颇为热闹:“禽流”、“矿难”、“地震”、“飓风”、“神六”、“超女”、“蓉姐”、“福娃”、“审萨”、“制独”、“连宋来访”、“中俄军演”、“伦敦爆炸”、“巴黎骚乱”、“松花江污染”、“十一五启程”、“农业税豁免”……,令人目不暇接;及至终五进六,又相继涌来“俄乌斗气”、“沙龙中风”、“黄禹锡造假”与“伊朗核死结”。各家报纸杂志或由主编捉刀,或援高手代笔,纷纷盘点去岁要闻,看似花团锦簇,实则大同小异。

    作为《科学文化评论》的主编,我们选择的第一主题词是“爱因斯坦”。

    际逢“奇迹年”晋百和联合国发起纪念“世界物理年”,本刊共发表了6篇直接有关爱因斯坦的文章。美国的斯塔契尔(John Stachel)和中国的许良英都是爱因斯坦研究的权威:前者曾担任波士顿大学爱因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并主持国际性的《爱因斯坦文集》出版计划;后者是中文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的主要编译者。斯塔契尔的《青年爱因斯坦:诗与真》(II:5)[],本是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爱因斯坦奇迹年》百年纪念版撰写的新导言;不同于原来那篇导言着重说明爱因斯坦在1905年科学成就的性质和意义,这篇新导言聚焦于爱因斯坦的青少年时代,因为作者担心“大多数计划中的百年纪念活动仍会宣扬爱因斯坦生来就老的神话,顶多是通过老年的歪曲的棱镜来看青年的爱因斯坦”。作者讨论的四个主题是:一、青年爱因斯坦性格发展中的若干对立倾向;二、身边技术环境对他成长的影响;三、他如何理解“思维”;四、爱因斯坦和米列娃。无独有偶,许良英的《爱因斯坦奇迹年探源》(II:42)旨在从爱因斯坦成长的过程和相关历史背景出发,分析导致奇迹的源泉,指出爱因斯坦非凡的创造力,不但源于他对自然奥秘的惊奇和敢于挑战权威的反叛精神,也来自他哲学上的精神导师——斯宾诺莎、休谟和马赫。作者又提出,爱因斯坦一生至少有8项科学成就足以赢取诺贝尔物理奖,而他所扮演的社会良心的角色应该荣获一个和平奖。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为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提供了一个精彩的报告,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本刊第4期上的《爱因斯坦:机遇与眼光》(IV:10)。文中分析了爱因斯坦成功的原因,指出“洛伦兹有数学,但没有物理学;庞加莱有哲学,但也没有物理学。正是26岁的爱因斯坦敢于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原始概念,坚持同时性是相对的,才能打开通向微观世界的新物理之门”。他又借用心理学家关于艺术和文学创造需要“距离美”的观点,说明爱因斯坦的科学创造同这种远距离的透视是一致,那就是权威的爱因斯坦科学传记作者派斯(Abraham Pais)用来描写他性格的一个词——孤持(apartness)。所以杨振宁说:“孤持、距离、自由眼光是互相联系的特征,是所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创造活动中的一个必要因素。”

    另外几篇文章包括李醒民的《论科学家的科学良心——爱因斯坦的启示》(II:92)、郭汉英的《爱因斯坦奇迹和相对论变革》(IV:90),以及曹天予的《2050年爱因斯坦还会是物理学的英雄吗》(VI:111)。值得注意的是,郭文提出相对论不是一个完成的逻辑体系,并就当前物理学面临的挑战和相对论变革的前景作了谨慎的分析。曹文则颇为大胆且别开生面,文中提到“全球化和多样性在一边,对称性和对称破缺在另一边,二边之间存在着平行关系。平行关系的两边互为隐喻互相支持”;考虑到当今物理学中活跃的前沿研究如对称性破缺和复杂性结构的突现等,作者断言“到2050年,爱因斯坦将在物理学上隐入背景,而不再是理论物理学和物理学前沿上的超级英雄”。

    杨振宁在接受本刊专访时也用相当大的比重谈到爱因斯坦,他的观点则代表了当今理论物理学的主流意见,也就是自牛顿、爱因斯坦以来,直到今日由温伯格、威腾以及他本人所继承的那种在物理学中追寻终极理论的还原论立场。他坚信爱因斯坦开辟的大统一理论仍然是21世纪物理前沿的热门,针对某些关于爱因斯坦在这一研究方向上的非议,杨振宁重申自己26年前的观点:“或许有人可以将爱因斯坦晚年的追求称之为痴迷;但是,它是一种美丽的痴迷,正是这种痴迷使现代物理学找到了方向。” 在这篇题为《爱因斯坦、物理学和人生》(III:72)的访谈中,还包括许多有趣的话题,包括杨先生的个人经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的贡献与遗产、世界物理年、对物理学的基本看法、若干热点问题的评论和展望,以及对年轻人的期望等。

    本刊顾问路甬祥在7月间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IV:5),不但提到爱因斯坦100年前的伟大创造,而且指出“2005年对科学史家来说可能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说:“就在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和光量子假说的同时,清政府正式废除了在中国施行了整整1300年的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对于打破门阀观念选拔人才曾经产生过某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后来演化成一种束缚创造力和自由思想的东西。正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中国的旧式教育才开始向现代转型,从而影响了整个20世纪社会的发展”;“今年也是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开始其跨洋远航的600周年,航海对于贸易和资本积累的意义不须我多说。值得考虑的倒是,尽管长期以来中国在科学和技术的一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在1500-1700年间席卷欧洲的科学革命却没有在中国出现,这就是李约瑟博士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他曾通过自己的巨著来试图解释这一历史谜题。”

    与此相呼应,本刊有三篇文章涉及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文化的冲突。胡作玄的《八股百年祭》(V:19)对八股取士造成的思想僵化、脱离实际和道德虚伪等风气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一制度是封建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更是造成中国社会人力、物力、财力浪费的根源和阻碍科学文化发展的壁垒。金观涛、刘青峰的《“科举”与“科学”——重大社会事件和观念转化的案例研究》(III:5),在关键词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发现20世纪初“科学”取代“格致”的过程,正与清末兴学堂、废科举这两件大事同步发生,藉此揭示“科学”与“科举”在中国文化深层结构上的意义纠缠。韩琦的《礼物、仪器与皇帝——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科学使命及其失败》(V:11),选择1793年英国马噶尔尼使团来华时所携科学仪器为切入点,考察当时中、西两个大国对待科学的不同态度及其价值观的分野。

    2005年也是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20周年,本刊原来计划借此机会开辟论坛展开学术讨论,以促进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改变包括科教文卫在内的整个公共领域的体制改革落后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局面。由于有关部门的审慎考虑和建议,我们取消了专设论坛的计划,但是本刊还是发表了少量有水准的好文章。王扬宗的《中国院士制度的建立及其问题》(VI:5)是我们从第1期上忍痛撤下的稿件,直到两年一度的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尘埃落定,以及11月间大小官报和海外媒体争相报导两位资深院士对现行院士制度的尖锐批评,我们才将此文捡回发表在最后一期上面。与资深院士们的切身体会不同,该文立足于历史文献,详细论述了从旧中研院院士制度到新中国成立后学部委员制度的产生过程,以及从学部委员的恢复、增选直到发展成现今的院士制度的历史脉络,进而分析院士规模扩张和院士制度变异的原因。作者在肯定绝大多数院士道德人格与学术贡献的前提下,指出由于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和当下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国院士已成为一种权力符号,院士实际上成为中国科技界的一个特殊阶层,中国院士规模超出了其在国际科学界和工程界的总体水平,因此改革院士制度刻不容缓;而改革的途径包括使院士回归“最高学术荣誉”之本义,坚持高标准控制院士规模,以及吸收海外一流人才等。应该说,这是一篇说理充分、措辞中肯,既有批判力度又富建设性的文章,相信有关当局不会将它看作本刊在那里攻讦中国院士和鼓噪取消院士制度。同样地,留美学者王作跃的一篇《为什么美国没有设立科技部》(V:36),在对美国早期的科技政策作了简要回顾之后,重点讨论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后,在美国举国上下开展的一场关于科技政策的大检讨,其中心议题围绕着“是否设立科技部”而展开,但讨论的结果却奠定了美国随后几十年科技政策体系的基础。但愿此文不会被人解读成几个书生里应外合要颠覆我们的科技部。
记得在一年前的《卷首语》(I:1)中,我们言及中国科技体制的讨论时写道:“希望关注这一问题的广大科学家、科技政策专家、相关领域的学者,以及参与科技决策的领导同志,能够本着尊重历史和中国现实的原则,放眼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的未来,超越部门与专业立场之上,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至今我们仍然坚持认为,站在狭隘的部门或专业立场上是无法理解这一讨论的意义的,契珂夫笔下普里希别耶夫中士那样的思维模式更是同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格格不入。
樊洪业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历史公案之我见》(I:12),集中讨论构成邓小平理论核心之一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来龙去脉,通过对不同版本的对比,认定毛泽东曾有过这一论述,但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之下,毛泽东对科学的“生产力”属性和“上层建筑”属性有程度不同的倾斜。范岱年的《唯科学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批判》(VI:27),分五个时期介绍了从20世纪到本世纪初我国学术界有关唯科学主义的讨论,并对唯科学主义进行了初步批判。作者认为,作为学术研究,有关唯科学主义的讨论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是有益的;但如果把对科学的尊重上升为一类意识形态化的教条,并据此排斥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的其他有益思想,以意识形态化的哲学批判来统驭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则会产生巨大的危害。张剑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写的《三个时代的中国科学社》(I:78),充分肯定了1914年6月创建于美国的中国科学社,利用北洋政府时期中央权力的空隙发展起来,充当国家学术代表的意义;进而论述它在南京民国政府期间作为民间科学的象征,在相关科学问题上扮演批评和建言者的角色;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尽管其骨干成员满怀希冀为新社会的科学事业服务,但在环境的逼仄中不得不凄然退出历史舞台的结局。读过此文后再来看苏珊·科岑斯(Susan Cozzens)的《二十一世纪科学:自主与责任》(V:50),对于当今国家制定科技政策时必须加以考虑的两个基本因素——科学的自主性(autonomy)和科学家的社会责任,我们应该有一种更健全的认识。
2005年又是“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发表50周年,也是这一文献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诞生50周年。周培源从第一届开始,先后出席过六届帕格沃什会议,作为中国科学家的代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为此本刊发表了一篇由周培源写给有关当局的“报告”,题为《出席罗素国际科学会议的概述》(VI:97),从中可以反映出冷战格局下东西方两大阵营在政治、军事、外交、科技领域的全面较量,以及肩负国家使命的科学家们是如何发挥其沟通信息,从而为政府间的正式谈判铺路搭桥作用的。周如玲的《周培源和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VI:77),则详细叙述了周培源出席六次帕格沃什会议的经过,缅怀他为世界和平运动,以及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方面付出的努力。


    陈方正的《在科学与宗教之间——超越的追求》(I:27),对西方科学源头之一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作了细致的考辩,认为它本身具有强烈的宗教性格,是个对后世产生了久远而广泛影响的神秘教派,其思想又通过早期教父特别是圣奥古斯丁而影响基督教;另一方面,作为现代化学前身的炼金术起源于混合了希腊与埃及神话的赫尔默斯教派(Hermetism),其后在伊斯兰文明及中古欧洲的演化,也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指出,科学在其萌芽时期的发展动力,更多地来自对理想性与超越性的追求;文中也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如道教的自然观,最后作者以宗教与科学之关系在未来世界的展望结束讨论。应该承认,中国读者对最后这样一个议题是相当陌生的,而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随着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和传统进化论遭到挑战,以及当代量子力学和热力学引起的哲学思考,还有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虚拟技术带来的种种新问题,一种神创论的“科学宗教”思潮开始蔓延,其代表观点就是“智慧设计论”(Intelligent Design)。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一思想的梗概,本刊不加评论地刊发了美国哲学家普兰丁格(Alvin Plantinga)的《进化与设计》。我们相信,具有足够科学修养和独立判断能力的读者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认清当代神创论的本质的,而这种批判性思考的前提是必须清楚了解对方的观点和论据。张增一的《美国反进化论运动探源》(III:28),对于我们了解当代神创论何以在科学最为发达的世界第一强国拥有市场,提供了清晰的思想背景。该文主要从历史角度剖析这一现象的成因,而当代版的神创论在今日美国社会抬头,在一定程度上同主宰美国政坛的(潜)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纵容有关,美国科学界的正直力量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斗争,新近的两个动向是由美国国家科学院提议,在国际科学院组织(IAP)上海会议和国际科联(ICSU)苏州大会上,通过了“在公立中学教授进化论”的决议,这都是发生在2005年10月间的事情。

    柯尊科的《被历史控制的话剧——《伽利略传》的科学传播研究》(VI:41),通过对布莱希特《伽利略传》的创作、修改和传播过程的分析,展现其中科学、政治、文化以及公众等诸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表明,这一过程反映了西方关于科学和科学家社会责任之认识的逐步变化;而文革结束后由黄佐临执导的《伽利略传》,对原剧本作了修改或有意的误读,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需要。由德、美两国学者合作撰写的《纳粹统治下的德国物理学会》(IV:78),涉及“雅利安物理学”的鼓吹者斯塔克(Johannes Stark)在纳粹支持下谋求在物理学界统治的活动,以及劳厄(Max von Laue)为代表的正直科学家们的抵制。《寻觅德国的牛津》(VI:69)如同一篇游记,作者在科学史家的陪伴下,对马普学会的前身威廉皇帝学会发祥之地的柏林达勒姆地区进行了一次有趣的历史巡游,从中发掘出德国科学史上许多有趣的人物和事件来。资中筠的《发明家凯特林的故事及其启示》(I:107),介绍了美国一个普通农家子弟,如何在技术进步主导社会发展的时代,因缘际会地成就了伟大的事业。

    在《二十世纪德国对技术与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在博物馆化进程中的意义》(VI:117)一文中,留德学者王清向我们提出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当今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造成部分机器、设施、厂房、矿区乃至整座城市的‘废弃’,与此相关的工艺、技术、制度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也面临着被永远遗忘的危险,但是如本文所描述的那种因一种行业的消亡而引起的技术文化产物保护事业的生机还没有在中国浮现。国家有能力投入上10亿元的资金在大都市建设面向青少年科普的大型场馆,但是扎根于公民社区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基础设施几乎没有进入决策者和老百姓的眼界,特别是中国至今还没有一座综合性的工业或技术博物馆,地区性的技术文化保护与开发则往往因为经费拮据而无法实现——为中国早期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的地区今日通常正是中国的贫困地区,现有的政策和思路不足以安排大批的下岗人员和在当地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同时,由于缺乏鼓励民间资源介入社会文化公益事业的相应法规和配套措施,一方面我们看到种种暴发户式的奢华浪费,另一方面却深感没有更具吸引力的渠道供那些乐于回馈社会的人士或企业选择。”作者最后写道:“在19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德国还只是欧洲中部一个‘落后的’国家,但是德国人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对教育的珍视,却走在欧洲诸国的前列。在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德国在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国家、地方和民间的潜在能力,政界、工商界和学术界通力合作,从而合理有效地利用技术文化资源的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日本汤浅光朝的“科学中心转移规律”是传统科学计量学的产物,但后者在处理难以量化的因素,特别是涉及社会文化制度等方面时,遇到了较大的困难并预设了一些可疑的前提。袁江洋的《科学中心转移规律再检视》(II:60)对此提出质疑,提出:一、 汤浅规律存在着明显的反例,如美国科学中心没有按其预言转移,英国科技长盛不衰;二、传统科学计量学中预伏了一些可疑的基旨,如有意地抛开许多难以度量的影响因素。作者认为应该在科学计量学中引入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哲学的分析,通过综合考量来确定计量目标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同期上发表的英国学者戴维斯(Mansel Davis)的《科学和科学家的一千年:988——1988》(II:76),就是一个有关长周期科学技术计量研究的非汤浅式成果。

    大卫·格罗斯(David Gross)是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在《物理学的未来》(V:65)中提出了25个具有挑战性的前沿问题,令人想起另一位叫大卫的德国人在100多年前的作为。这25个问题中有3个同计算机科学有关,3个同生物学有关,4个同哲学或社会学有关;也就是说,将近三分之一的问题落在物理学的边缘领地。如同希尔伯特的23个问题影响了20世纪数学的发展一样,格罗斯的25个问题,很可能引导未来物理科学的进程。刘次全的《三维遗传信息和第三遗传密码》(I:94),讨论了mRNA与编码蛋白质可能存在的三维结构遗传关系,并致力于破译“第三遗传密码”。作者认为,基于实验数据和结构模型,人们已经找到了这种关系存在的多种线索,寻求直接的生物学证据的实验已经起步。
本刊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可以从我们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关注看出来,在发表了数篇有关中医现代化的讨论之后,廖育群的《两汉医学史的重构》(IV:46)在考辩传世医典成书年代的基础上,结合考古新发现,全面分析两汉时期医学从诸说并存走向统一并形成体系的过程。陈寅恪在1930年代以对对子为清华大学国文入学考试命题一事,在当时曾引起轩然大波。王丁的《陈寅恪的“语藏”——跋<陈寅恪致傅斯年论国文试题书>》(I:60),将此公案置于近代教育史的范围重新审查,冀以揭示陈寅恪貌似保守的中国语文观背后潜藏的人文主义理想。



    本刊去年共发表了8篇书评,其中陈敏伯的《评<周易科学观>对元素周期表的解释》(II:108),系针对原书将易卦的排列比附化学元素周期律的严肃批评。其余几篇书评分别介绍温源宁的《不够知己》(I:121),怀特的《最后的炼金术士:牛顿传》(II:118),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III:109),劳埃德的《早期希腊科学》(III:115),史华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IV:109),辛格的《技术史》(V:110),以及《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V:122)等。
第2卷的封面及封二、封三,仍沿袭老例介绍著名大学或机构,除第2期为爱因斯坦专号外,先后介绍的名校和科研中心有英国皇家学会、中国科学社和前中央研究院(等)、德国马科斯·普朗克科学促进会、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科学促进会,以及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值得一提的是,在第6期编峻即将付枣之际,传来温家宝总理访问巴黎理工并作重要演讲的消息,对于这所诞生在法国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的著名大学,中国公众可能早闻其名,我们的介绍或许有助于读者认识,何以温总理在该校顶戴着一个三角形的军帽(而不是一般西方名校的长袍方帽),何以称这所大学为“法兰西的骄傲”。
寻检去岁《评论》,好文还有不少,限于篇幅不能一一点评。大约在10月间我们送发了一份征求读者意见的材料,收到的反馈尽多溢美鼓励之词,我们只有以更努力的投入来答谢读者的厚爱。在众多意见反馈中,有一份词真意切地建 议本刊应该争取尽快列入核心期刊行列。应该说,被列入国内几大评价体系中的核心期刊名单,不但是权威(力)部门对我们办刊水平的认可,也将有利于刊物自身的发展。听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说,《21世纪》杂志被内地某中心请进中文核心期刊队列之后,来稿挤爆了他们的邮箱,这大概是最令我们怦然心动的一个情节。但是平心而论,对于一个仍属草创中惨淡经营的学术刊物,我们的全部精力都放在摸索“科学文化”的研究进路和生存空间、把握来稿的学术水平上面;相比之下,“核心期刊”的种种技术规范尚未进入我们的眼界,当然更没有时间和兴趣去考虑“功夫在诗外”的那些事情。从另一方面讲,看到一些封面上赫然印着“核心期刊”的水平低劣的出版物,我们心中倒生出落魄韩信一般的感叹。
以上一段算是对那位热心读者的公开答复,也对当今学术界的一桩怪现象发点牢骚,绝无嫉妒诋毁诸多一流期刊的意图。倘有日小刊也被请进哪个核心系统,我们决不会不识抬举地加以拒绝,相反只有用加倍的努力来回报读者和公众。
吴地桑绿,蚕已三眠。转眼《评论》就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应该是蜕变成形吐丝结果的时候了。创刊以来,我们的工作一直得到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规划战略局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领导的有力支持,更赖学界朋友和广大读者的鞭策鼓励,我们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田地。一个可以告白于读者的事实是,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本刊没有专职的编辑和编务人员,幸得几位研究者,凭着自己的学术良心与工作热情,利用业余时间在那里苦撑局面,守望着我们心中这块学术麦田。从2006年开始,本刊将采取措施逐步解决这一问题,争取尽快走上规范化编辑的轨道。希望关注中国科学文化建设的人们继续给予支持,最好的支持当然是观点新颖、内容充实、文字清新的稿件。
是为第三卷开篇寄语。
 

本文为《科学文化评论》第三卷卷首语,载《科学文化评论》3卷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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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此文刊于《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第2期,起始页码5,以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