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教育体系

周来生
 


[周来生背景介绍]
周来生,留美著名生物医学博士,美国波士顿大学生物材料学教授、临床诊断学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美国口腔内科学会临床委员会主席。1988年获美国首届欧氏杰出学术成就奖和美国国家医学研究奖;1992年获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医学研究奖;1997年获美国国家医学研究院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奖;2002年获得波士顿大学最佳教授奖。2002年起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海外评审专家、中科院杰出海外学者奖、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海外评审专家、中国科技部863重大科技项目首席科学家。

2002年,周来生教授应邀出席了由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胡锦涛主持召开的美国华人科学家代表座谈会;2003年,应邀参加了访美的温家宝总理召开的座谈会;受中国国务院的邀请,周来生以海外专家的身份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以温家宝总理为组长、陈至立国务委员为副组长的中国2020年科技规划的讨论会,并在会上就国际科技研究的最新动态与展望向中国各部委和相关科技领域带头人做了“世界生物医学工程技术展望”的演讲。

[主持人]:
今天非常高兴地邀请到美国波士顿大学周来生教授到我们网站,就如何进一步完善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问题跟网友交流。周来生教授研究生培养的实践已经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进行了十年之久,他这套比较好的研究生培养方法在波士顿大学得到了普遍承认,而且被授予波士顿大学4000名教授里的唯一一个最佳教授称号。请问您是怎么得到最佳教授称号。

[周来生]:
今天很高兴在这儿通过中科院互联网跟大家交流。今天讨论的内容在教育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研究生的培养实际上就是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人的投入是最主要的。我今天先非常简单地介绍一下在美国我是怎样来摸索一套创新性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我认为科学发展的过去20年主要是在基础科学上的探索,生命科学领域是对生命的奥秘的探索。在今后的20年里,将会是基础研究的深入延续和应用科学研究开发的爆炸期。也就是说,在了解了生命奥秘,了解了自然界规律的前提下,怎么样把这些知识运用到解决人民的健康问题,怎么样用到社会上的实际应用上,那就是新型的应用科学的发展期。在这个发展期里,如果要有创新,要取得应用科学的成果,必须重视多学科交叉。我认为,学科交叉的结合点是在研究生的创新型培养。我们现在培养研究生,也就是为科学的将来培养人才,必须瞄准国际科学前沿和国家今后20年的发展战略,这是我们的目标。我总是强调,研究生的培养不是一个技术员的培养过程,而是科学家的创造过程。科学家和技术员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科学家必须有原创力。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必须在整个研究生的培养体制中能有创新。

前面讲了,应用科学的发展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发展过程。在中国,包括在美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学科之间的隔阂、知识的隔阂、资源的隔阂、地域的隔阂,在这样的隔阂中间,很难在短期内达到很完善的学科交叉。所以在美国和中国,大家老是讨论什么是交叉学科,学科怎么交叉,但是很难找到这个结合点。那么,这个结合点到底在哪里呢?根据我十多年来的摸索,我认为这个结合点不是在科学家之间本身的访问,也不是两个或几个研究室的合并,最佳的结合点应该体现在多学科联合培养研究生,这是一个最好的多学科结合点。这个结合点既解决了学科之间的交叉问题,又解决了研究生培养中间创新人才培养的问题,还解决了创新题目实现的问题。实际上,从大局上来看,这是科学领域里非常重要的战略性问题。怎么样来实施这样一个结合点?有一些具体的措施。我在美国是这样做的,在第一次见到我的研究生和面试他们时就会有意的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准备做哪一类的题目?是一个有成熟技术和我已经知道怎么做的题目,还是做一个原创性的,我本人还不能一下子做出来的,在我的本身知识范围内还有很大局限性的题目?这两类题目的结果是不同的,如果是已经成熟的技术、成熟的东西你去做,实际上就是在我的领域下重复性的课题,你毕业以后不能成为一个创新人才。如果说你愿意共同承担风险,我们一起来挑战一个学科之间交叉的并在学科领域里有突破的课题,那你将来必定是创新的人才,你课题的完成也就是在国际上建立一个创新学科的分支。同时,我也向我的每一个研究生提出这样一个要求,就是我的研究生于毕业时在他所做的小分支领域中必须超过我的现有水平。对研究生要求不是论文的数量,而是你是否在你的领域超过了我,超过了我,你就有价值了。我的研究生一般都会选择原创性的课题,这对他们是一个挑战,但同样对他们的前途也是一个保证。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我尽管是一个学术专业的导师,但我必须承认,我的知识还是有局限的,特别是在今后20年应用学科的发展阶段,我的知识面将更显出其局限性,但我的优势是可以站在较宏观的层面上来看我这个领域,来找出创新课题所面临的知识不足处,并判断该创新课题所需的交叉学科结合点。导师的原创性就在于命题的创新,并把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要明确,这个学生不是我的徒弟,不是在我的保护伞下面执行我的命令。我为每个研究生设置一个交叉学科的三人导师小组,我的学生是在导师小组的共同孵化下,共同的扶持下往前走。这也体现出研究生是科技发展的原动力,研究生是真正的研究动力。

作为一个导师,如果能站得很高,把原创性的题目,国际前沿的东西看得很清楚,这个点定好了,下一步就是怎么做的问题。怎么做?我提倡的是,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上。怎么来创造条件呢?我的知识是有局限的,创新就需要借助其他边缘学科的融入,并引导学生在学科交叉结合点上的创新能力。具体的做法是,每个研究生报到的第一天我根据我选题的意向让学生到图书馆去,到网上去,花两个星期的时间,把我认为和这个领域相关的世界上主要的文献查出来,并认真研读。因为研究生的培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科学家的培养过程,我必须从一开始就培养研究生的主动思考,主动探索能力。实际上,很多信息我都知道的,很多文献的复印件在我的办公室里就有,但我不能用喂的方式来向研究生提供。我情愿多化时间指导研究生查索文献,指导他们如何建立个人文献检索体系。我的工作就是引导他,让他经历一个科学家开设一个研究课题的模拟独立过程。如此,两个星期后,他会把一大堆文献拿来,并告诉我目前这个领域的动态。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了些共同语言进行讨论,讨论这个领域已经做了这些,还缺哪些东西?这个缺口就是我们的突破点。一般情况下,这个缺口凭我自己单项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已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比如我是搞生物工程的,如果搞一个体内装置课题,人工器官或者各种组织的再生,课题可能涉及到材料化学,机械工程,生理生化,临床医学,而这个缺口可能需要在这些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中才能找出解决的出路。我就让这个学生把我指引的相关学科的有关文献再查出来。同时我就在我们波士顿大学的相关学院中,或者从与我们同一城市的哈佛大学或麻省理工大学中选请这个课题所需的相关学科教授参与,成立一个导师小组。我也摸索了一些导师合作的方法。一般情况下,那些教授都愿意接受我的邀请,积极参与。因为那些领域里的人也在摸索怎么样突破,摸索怎么样跟生命学科结合,与我课题的合作正好有了一个切入机会。一个个性化的三人导师小组就这样成立,我是导师小组负责人。那个研究生就会向我们这个导师小组汇报该相关领域国际上的动态,并在导师小组会上把这个创新点定好,三个专家一起辅导,一起商量怎么样才能做出来。用这种模式培养研究生的好处是:第一,形成了知识的共享,形成了最佳的学术交叉,研究生的课题就成了学术交叉点的最快速的成果,研究生本人也成了该交叉学科中一个创新领域的创始人。第二,形成了资源的共享。我不可能为每个研究生的每个创新课题配备其他学科领域的全套大型设备,如有了这个导师小组,我也为该研究生架通了利用另外两个导师实验室里设备的通道,这些合作导师实验室有我所没有的设备和相关的成熟技术,只要到那边做,就可以完成课题中的特定步骤,就达到了资源的共享。第三,达到了成果的分享。成果的分享有一整套的规章制度。我有一个原则,所有的研究生原创性题目中发表的论文,研究生是第一作者,另外两个导师是第二和第三作者,我的名字放在最后。大家都很认可这样的方式。研究生定期每三个月和导师小组开一次会,向导师小组汇报遇到什么问题,导师小组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途径。我体会到,这种跨学科的导师小组辅导制开创了新领域,开创了新题目,也开创了新的人才,因为这种在课题水平的学科交叉点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就是把每个研究生的课题设定为一个个前所未有的交叉创新点,通过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就形成了一个个创新领域出现的过程。这样过程中培养出的研究生必定超过我在这小点上的原来的水平。我把自己比作一棵大树,导师是一个主干,研究生不能是树下的阴影,而必须是树干上面的新芽,在他们毕业时,他们就应该成长为一支粗壮的新枝了。可能有的导师会担心学生超过自己,对自己的地位产生威胁。这种担心是绝对不必要的。作为导师,就必须把学生培养成才,这是最关键的,如果你这个观念不能转变,那就不配做一个导师。而且实际上也并不存在威胁。因为我认为新枝茂盛也使我这个主干更为粗壮。同时这些新枝都呈放射状的,因此学生和学生之间也不存在威胁,每一个新芽发展出去就建立一个新的领域,使得学生的自身价值明显得以肯定。我培养的学生好多在还没有毕业时,就得到一些大学的聘书了。现在美国也是这样,要聘一个教授不是看你发表多少论文,而是看你在读研究生阶段完成的研究课题是否创立了新的领域,要看你毕业以后是否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原创性的科学家,如果有这个素质,他花再高的代价都会把你挖去。

[主持人]:
有没有失败的?你培养研究生整个这套程序是把他培养成一个科学家,那有没有人就没有这个素质?就不适合?

[周来生]:
导师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把握着整个进程,但最主要是在第一关,把握研究生入学的选拔,确保研究生入学之前的素质准备。研究生的培养不是一个基础知识的培养,而是在基础素质培养上面的原发性创作。这样本身基础就要打得很扎实,同时在素质准备中还需有原创性的潜力,有没有那种素质、潜力,这是导师在选择研究生时要判断的。值得提一点,中国研究生的整体素质是很好的。现在《自然》或者《科学》两个权威性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几乎有不少的文章由中国人参与发表的,这些中国学者大多数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出去的留学生。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数目不是很多,但是质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中国出去的研究生本身素质不低,这一点是得到认可的。所以关键就在于怎么引导。如果引导不好,这些研究生可能会变成技术员。所以我认为培养研究生过程是启发性的。导师必须与他的研究生保持密切的互动。我们波士顿大学要求正教授担任本科生的授课,所以我现在要上几门180名本科生的大课,同时带9个研究生,还是临床科的主任。上大课这么多,临床会诊这么多,还要外出参加学术活动,不可能跟研究生每天见面。那怎么启发他们?怎么引导他们?怎么保持与研究生的密切沟通呢?我有每个星期开实验室会议的制度。每个星期开实验室会议,我的技术员、实验室管理员,所有的研究生必须到场。学生们每人把一个星期的工作做一次汇报,然后先让他们告诉我下一步准备做什么,我再指正方向和做较深的讨论。学生参加这样的会议会有一定的压力。通过实验室会议上每个学生的交流汇报,给每个学生答评,也把实验室里的一些知识也共享了,大家互相交流。在实验室里有很多领域实际上是交叉和相近的。通过这些问题的解决,大家得到共识。我也对我的研究生采取开门政策。其他人员见我一般都需要预约,但我的研究生可以不预约而随时直接来我的办公室提问和讨论较急的学术问题。此外,学生每天每时每刻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跟我联系,我是24小时之内保证给予答复。对研究生的带教是很费心的,也是我工作中占时最多的一快。

这一整套的教学方法,把研究生带教从师徒制的体系变成多学科交叉的引导方式。根据一段时间的摸索,我认为还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体制还可以缩短学科交叉的时间,也保证了每一个题目能够完成。我们现在在各个领域老是讲需要学科交叉,但限于设备有限,条件有限,知识有限,而老是挂在嘴上,那还是空的。我认为,联合导师小组的交叉学科带教体制为今后应用科学的多学科交叉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切入点和实施手段。这个体制不光达到了知识共享和资源共享,同样也加快了学科交叉成果的产生。因为研究生有一个特点,他到时间是要毕业的,这无形中给导师形成非常大的压力,也促进了导师的积极作用。

[主持人]:
培养研究生的这个经验是否已经得到了波士顿大学学校领导层次的普遍认可?

[周来生]:
认可是通过几个方面的。第一可以从毕业生的质量来看。我的研究生不少在毕业前就获得国际性或美国国家级的学术奖,有的学生还多次得奖。我的不少的研究生在读期间就因为他们研究方向的发展潜力而在论文答辩前就获得较好的工作聘任许诺。第二可能从其公认性得到认可。波士顿大学有17个学院,也是全美国国际学生数量最多的一个大学,现在大学有5000多个国际学生,整个大学3万多学生,4000多个教授。作为整个大学4000多名教授中一年一度评出的唯一最佳教授,大学把这个荣誉给了我。这个最佳教授的评审建立在两个条件上:第一,学术上的国际权威性;第二,教学上的一致公认性。有一点我想说明,为什么我要用这种新的模式带研究生?实际上,这也是我本身受教育的过程对我的启发。我在念博士前,我是搞临床医学的,已在美国获得了两个临床医学专业的证书,但随后我念博士研究生主攻的则是基础学科的。我念博士时,我的导师是很有影响的材料学家,但他几乎没有分子生物学这方面的知识。当时美国搞生物材料的人员还多是纯粹搞材料的,缺乏生物材料中生物的真正内涵。我认为生物材料用在人体的话,光靠材料做得再怎么好,如果没有人体生物相容性的医学前沿知识指导,则会是很盲目的。当时我就提出,是否可以把医学分子生物学的教授结合进我的导师小组。如果把这两个导师结合起来指导我的论文课题,那不就出现了新的学科交叉点?好在搞材料的导师非常开明,非常支持。我们选定曾得诺贝尔奖的一位分子生物学教授为依靠点,我先到他的系修一年,然后再联合指导我的课题。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就变成这两个顶尖学科中间的交叉点。在我的博士念到第三年的时候,我就根据我的研究在国际上提出分子生物相容学的创新理论。在以往的20年中,搞生物材料的人认为,应用到人体的生物材料必须是惰性的材料,所以在材料开发中都以惰性材料作为选择的标准。但实际上,根据我在分子生物学水平的研究发现,自然界并不存在所谓的惰性材料。以往被认为惰性的有机,无机,或金属材料,实际上它们的化学结构和表面形态结构都可以是一种信号,这种信号就起到了诱导人体细胞基因表达、蛋白质功能等非常特殊的生物活性作用。正因为我把材料和医学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才发现这个现象。我据此提出的生物材料分子生物相容学理论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已经对现有生物材料和将来新材料的研究开发产生较大的影响作用。从分子的水平来研究材料,那概念完全不一样了。可能因为我的这一创新理论的建立,在我博士学位第三年半的时候,还没有毕业,我被波士顿大学破格聘为副教授,连助教都没有当过。从这一点,也能说明这种学科交叉方式得出的原创性课题结果把研究生的价值也体现出来了。

[主持人]:
刚才你说中国学生的素质是非常高的,那么中国学生的动手能力怎么样?

[周来生]:
我认为,中国学生的整体素质是很高的,但近年来也出现了些变化,那就是:一,中国学生的动手能力似乎有逐渐减退的现象。十年前收的研究生和现在研究生相比,动手能力有所下降。二,中国学生原创性的潜力跟十年前相比有所下降。我想这个现象可能跟国内的教育体制有关系。现在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在财力的投入上已经不亚于发达国家,在资源的投入上也不亚于发达国家,科技人员的数目也已不亚于发达国家,但是科技人员的素质从整体上看则落后于发达国家。我认为最关键一点还是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体制上问题比较大,缺乏原创性的研究生课题,缺乏创新型的研究生。如果我们的培养目标,培养的体制、培养方式没有一个全新的改变的话,仍按照现行的模式走下去,会对中国的科技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目前国内似乎注重研究生的数量,而不够注重研究生的质量。另外,我也看到一些中学和大学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总体来讲,现在中国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是比较受限制的、束缚性的教育,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原创性是很不够的。缺乏创新潜能的学生一旦进入研究生培育阶段,就难以适应创新课题的挑战。另外,从研究生教育这个层次来看,原先就缺乏创新能力的学生一旦成为研究生导师保护伞下面的阴影,就更有问题了。所以,这里面有个概念性的问题,有些研究生导师认为研究生是在我的保护伞下面的一个阴影,研究生永远是我的徒弟。凭这样的概念就不可能培养出创新型的人才,也就不能出创新的课题。如此,整个国家投入再多的钱,设立再多的项目,再好的设施,那科学还是不能进步。尤其是面临今后20年应用科学学科交叉的爆炸期,如果导师本身也不能突破自己的话,那学生的希望就比较小了。所以,在国务院中长期科技规划讨论会上我也提出了,尽管我们投入了多少钱下去,我们设立了多少项目,但是更主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把研究生的教育体制完善了,把研究生导师这个队伍抓好了,我们的课题才能真正得到落实,国家投入的财力才能得到真正回收,否则可能是空的,只能在形式上、表面上的。听说国内今年是80万的研究生,以后要扩展到180万,数量是在扩大,但是现在条件是否具备还是问题。我认为现在80万还没有带好。

[主持人]:
您刚才说到中学教育限制了学生的原创性,是不是国内中学教育的主导是应试教育,必须通过非常严格的高考筛选,很多人挤在独木桥上,所以必须用应试教育来选拔学生,在应试教育主导的形势下,可能造成中国学生比较专注在做题、考试,缺乏对创造力的培养?

[周来生]:
你说的完全正确。实际上中国现行的大学录取方式已经把中学学生的培养限制住了。我认为中国高考的现行体制不一定合理。我来对比一下美国和中国的大学入学方式。中国现在是一个大学录取统考分数决定了你是否能进大学,这个分数线是一分都不能差的。这是非常不可行的。美国大学的录取有三条标准。美国也有统考,称SAT。美国的SAT统考是定期的,每年有四次。中学生可以在第二年或者第三年去报名,自己到考试点上去完成全国统考。学生在这两年里至少有8次机会参加考试,学生可以选择一个最满意的分数作为正式送大学报名的分数。考试的内容覆盖什么?美国的全国统考不是考中学最后一年的学习内容,而是考你前面的,中学第一年、第二年这一段。小学是打基础的,中学第一年、第二年就把你能力体现出来了。中学第四年时,一些学习好的学生就可选学大学预科的东西,这些学分拿到了,到大学是可以免修的。如果按中国的方法,全国统考那天考生生病了、发烧了,家里发生什么不高兴的事情了,对学生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可能会因一时的失误而把学生的一生都毁了。如有多次的机会,考生就可以选择最佳的状态去考,发挥出自己真正的水平。美国的大学也不设学生录取分数线。比如说波士顿大学,SAT的成绩只作为一个参考依据。可能是近满份的学生不被接纳,而低于平均分的学生倒能被接纳,因为SAT的分数仅占三分之一的评估依据。那还有三分之二的评估依据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中学前三年的每门学科的平均分数。因为美国各地中学的层次和水平不一样,大学对每个中学根据全国统考的分数平均线来决定这个中学的评分系数,然后再换算成该中学的实际平均分。这个分数就是大学录取的第二个参考依据,也占三分之一。第三个三分之一就是学生的原创性潜力,看你这个学生在中学里面,在小学里面参加了哪些课外活动。不是看你是否参加了,而是看你在这个活动里是否起到主导作用。比如,学生不光在学校参加编报纸,而是争着做主编,说明已经展现你的领导才能。按这种录取方式,大学录取的分数线是很模糊的,而平时的成绩和个人表现起了重要作用。如一个学生全国统考是高分,中学成绩一般,他没有参加任何课外活动,那我们大学就不考虑这个学生了。如另一个学生的统考分数在平均分数以下,但他中学平时成绩不错,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在多项活动中起主导作用,那这个学生就更可能被收进来。这种方式就保证了学生的素质。举个我女儿的例子,我女儿全国统考分数线达到全美国最高的5%,中学分数全部是A,平均分数是4.98,接近满分。但我知道光这样的学生还不够竞争力。我就有意识地启发她的原创能力。平时给她看研究生的教科书,在她第三年的时候,就作为编外的研究生,来我的研究室参加一个课题。这对中学生培养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大学就需要把门打开,培养中学生的思考和动手能力,挖掘中学生的创新潜力。我们大学也很支持和鼓励着中活动。在试验过程中,我也不会帮助她做,而是引导她,让她参加我的研究生会议,使她较独立地来完成课题。她利用放假的时间、周末的时间,完成了一个课题,然后写了论文,论文结果被我们的国际学术专业学会接纳,在国际学术会议上进行了发表。

[网友]:
当前导师科研能力就不高,却带了很多研究生,答辩时也绿灯放行,国外有哪些措施制约此类现象?哪些方法是可以让我们借鉴的?

[周来生]:
我认为,中科院系统的研究生导师从总体来讲是非常不错的,已具有国际水平。但我在国内的大学中也发现不少你提到的这类问题,这是很遗憾的。很多研究生在开始的时候,抱了很大的希望,期望值很高,能力积蓄在那里就想创造一个新的领域。但是很可惜,进去以后不是一个磨炼的过程,变成了磨灭的过程。三年下来把原来的锐气磨灭掉了,把原创力磨灭掉了,把潜力磨灭掉了,课题只能是过关而已。我觉得这个责任不全在于学生,导师也应负较大的责任。如果导师以培训徒弟、培训技术员这样的观念和方式来培养研究生,那会耽误很多的人才。有一次我在国务院的规划讨论会上说,现在中国最大的浪费是浪费了大量的人才,最主要的是把研究生这块资源浪费掉了。这个浪费是很严重的,将会影响到我们今后20年的科技发展。为什么这么多中国毕业的学生到了美国或者其他一些国家,很多能取得非常好的成绩?而在国内,同样的人这种机遇就比较少呢?刚才网友提到导师的知识老化。如果导师在某一个学术专业点上,自己不去实行知识的更新换代,不去实行学科交叉,不努力于新的边缘学科的衔接,就不应该再带研究生。现在国内研究生的导师点是设定的,设了就像发了执照,就可以营业了,这是不对的。我也发现不少大学有博士点,但是点上没有合格的导师,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合适的试验条件,但还在招博士生,这确实是一个浪费,是对人才资源的浪费,是误人子弟。

[主持人]:
导师就没有退出机制?

[周来生]:
博士点不应该是设的,应是随导师个人的能力和学生的自由选择来定的。博士生导师不能是终生制,博士点不能作为常设机构。研究生学习的三到五年的时间是他们一生最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如果能成功,有原创性的发展,能够得到提高,那他一辈子的生涯就达到新的高点。如果三到五年时间不能达到这个高点,那就会倒退,就进入了恶性循环。等于在一个工厂里被盖上“处理品”三个字,这样把一辈子就给磨灭了。所以,博士论文本身就是新的学科、新的领域创立的起始点。

[网友]:
我是一名研究生,可以说现在导师还不具备这方面的素质,是否先对导师提出这方面的要求,有些导师自己的领域都很难精通,学生想创新也很难得到支持。

[周来生]:
这些学生很为难的。我也知道,导师跟学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个绝对的上下关系,在美国是这样,在中国可能更明显。因为学生能否毕业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导师。美国一般博士生最低学期是4年,平均是6年,有些研究生念十年都有,为什么?就是你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不能毕业,那这个决定权在谁的手里?就在导师手里。所以导师的观念一定得树正,要确立一个培养科学家的目标,要期望学生在其研究的一点上超过导师。在这样的模式下,导师必须承认自己的知识局限性超,并和学生一起摸素。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导师和学生是平等的,共同探索,那就很好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您认为当前一所高校招多少研究生合适?一个老师带多少学生最恰当?

[周来生]:
对于一个学校和一个人设定研究生招收数目也是不对的。导师招了研究生,就必须承担培养的责任,要尽到责任也需有必备的条件,那就是足够的财力,足够的设备,足够的信息技术,足够的配套力量。另外,关键是导师的观念、导师的引导。通过这些来决定你能不能带研究生。

[主持人]:
你培养博士生和硕士生有什么区别吗?

[周来生]:
博士生和硕士生还是有区别的。硕士生培训是进入科学家过程中的一个初始阶段。博士研究生的要求是在相关学术领域里创造一个新的理论,要有大量的数据证明你这个理论是可以建立的。而这种新的理论又往往是建立于学科交叉的创新型研究课题的。

[主持人]:
几位导师在一起培养一个博士生和硕士生是导师按照自己的兴趣还是学校安排?

[周来生]:
在美国没有硬性的规定,院长和校长不会管你。所以美国没有一套制度规定你怎么做。像我这套方式只能推广,不能作为行政命令。这种方式对学科的发展,对学校学术领域的发展很好。但是按照这个模式在中国实现的话,可能会较容易贯彻下去,中国可以比美国做得好。因为中国可给以行政上的支持和干预,我讲的干预是提供条件、创造条件,相应的给一些行政上的指导,把这套体制建立的更完善。举个例子,我们可以规定,研究生在他们的课题文献发表中必须是第一作者,导师必须放在最后。这在中国可以做得到,在美国做不到,不能命令。在中国的科研机构和大学里提倡研究生的创新要求,等于把研究生的主导地位确定了。同时开题的时候不能是一个导师说了算,每个开题必须接受学院或系里评估小组的审评。这样一来,不光是学生来接受论证,而且导师也必须面临评估小组的论证,这对导师的教学质量又是一个促进和监督。

[主持人]:
你刚才说博士生立项时,学校就要评审?

[周来生]:
这是我根据国内的现状,我认为比较合适的做法。这实际上是给导师加压力。要有非常正规的体制、正规的评审小组,因为开题是研究生一辈子的大事。一个研究生题目化半小时的时间评审,顶尖的科学家,甚至要求院士都参加这种开题报告、开题评审。

[网友]:
如果导师的项目很多,相对来说他就可以收很多研究生,如果项目不太多,就不能带研究生,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是项目越多越好吗?

[周来生]:
如果一个导师没有项目,他就不应该带研究生。项目多就说明导师的动力,但是往往这样的导师时间花的比较少,因为他忙于其他时间比较多,照顾学生可能难做到,这就带来很大的挑战。同样,像这样的导师带研究生,质量必须保证,在质量保证的情况下才能考虑数量。研究生不能被作为奴隶来使用。在我那边有一个原则,我任何私事,超过学术课题范围的,我绝对不会要求我的研究生去做。不应该把研究生当成奴隶,当成劳动力,研究生的过程是科学家培养的过程,要保证他们的研究时间。

[主持人]:
你的时间怎么平衡?

[周来生]:
我觉得我还能平衡。主要还是心态上的平衡。像上大课,上临床,这些工作相对规范化,实际上我花时间最多的是在研究生培养。我现在9个研究生身上花的时间比上大课、会诊病人等都要多。因为每一个研究都是新的课题,都是个性化的。

[网友]:
现在读研究生很多是迫于生活压力,要找工作,导师只是挂名,根本没有时间、没有能力指导,你对研究生毕业前必须发表几篇论文怎么看待?

[周来生]:
现在国内对一些大学研究院有要求,毕业论文必须是参考指数多少分的。这对学生是一种很大的压力。我认为,以论文发表的数量和质量来作为毕业的参考依据之一,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至少表示要求研究生接受校外专家的评估,这是应该的。

对于已提问,但因时间原因没能得到答复的网友,可以用下面的邮箱联系。Lchou@bu.edu

[主持人]:
谢谢周教授。

[ 2004年7月23日 ]
选自 中国科学院网站 http://www.cas.ac.cn/html/Dir/2004/07/23/643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