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束星北现象”

 

2004年作家出版社推出的刘海军著“传记文学”《束星北档案-一个天才物理学家的命运》[1],自作主张地给已故的物理学家束星北戴上了“天下第一才子”和“中国现代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等桂冠之后,多家媒体又推波助澜地称呼束星北是“爱因斯坦的助手”甚至“中国的爱因斯坦”。去年年底,在这种几乎铺天盖地的宣传气氛之下,我读到了樊洪业对“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这个问题的质疑文章[2],以及许良英更加详细的回忆与评述《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3],于是就写了一篇书评文章《一部浮夸的科学家传记-评刘海军〈束星北档案〉》,今年2月份发表在《中国图书商报》上[4]。那本传记出版和有关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一些互相对立的赞同和批评,在互联网上亦多有讨论。束星北这位本来不怎么知名的物理学家,就这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我姑且把这种群众性的介入和议论称为“束星北现象”。下面谈谈我的那篇书评发表之后的一些反应。

 

3月初,我收到了署名为G. Li(以下称“李先生”)的电子邮件,表示不能接受我的书评文章的主要观点。本来我没有义务回答他,特别是我从未答复过不用真实姓名发来的函件,但我念及李先生毕竟是一位正规的科技工作者,就同他通信了几个来回。李先生说他六十年代初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这辈子缩在山沟里奉献给核工业一辈子,……这里名校物理系的人到处都是,全废了,我们看这本书真的是饶有兴趣”等等。他说,这本书“展示那个疯狂的年代”里“受时代所困不能成就流芳于学问领域的万千学生”的遭遇。那么,看来李先生认为自己的才能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未能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在这一点上同束星北的遭遇取得了共鸣,因此不同意我的书评文章。

我对他的回答是,“我不能容忍的是,不论为了任何目的或者打着任何旗号而践踏科学。科学不应当受到风向的左右,以前打着什么主义的旗号来践踏科学是不对的,今天打着相反的旗号来践踏科学同样是不对的。”“我自认为没有对束星北表示不敬,而只是说了真话和实话。如果读者得出这种印象,只是来源于束星北自己的言行。‘真、善、美’,真是第一位的。没有真,就无所谓善和美。”“假如不是这样哗众取宠式的炒作,我是不会写什么的。我这样是为了科学的尊严,不论为了什么目的,都不能够糟蹋科学。一个人吹点小牛,人家不会认真去理会他。但牛皮吹大了,自然会得到相反的效果。”

在李先生最后一封给我的信件中居然这样说:“有我们在那里占着这些岗位,你们才能在学校安心搞学问带学生”。他可是找错对象了。我当即回答道,“不必这样感情用事。我在这里向你汇报,1951-1956年,我是一名解放军军人。56年才考进北大。所以,我也可以说,那几年有我们这些人占着岗位,其他人才可以安心读书或者做其他事情。不过,为国家贡献了几年的青春,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我们两人的通信到此为止。李先生在未通知我的情况下,已经把两人往还的全部信件贴到了某个博客网上[5]。因为篇幅太长,无法在这里全文引述,我想按时间先后的次序整理好,请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朋友贴到他们所的网上,以利于读者查阅。

然而,李先生言犹未尽。他又把这些信件发了给《中国图书商报》的编辑部表示声讨,甚至发给我所在单位、中山大学物理学院的院长举报。难道他以为这样做有什么意思,或者会对我产生什么影响吗?

人民共和国几十年来,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有过重大的失误。但那全是一个“疯狂的年代”吗?应该那样去妖魔化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吗?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许多人为了国防事业而甘当无名英雄。而一个人即使遇到了厄运,也不等于陷入了绝境。例如,前任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也戴过右派帽子。而数学家张景中在北京大学念三年级时就划成右派离开了学校,后来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由此可见,束星北在政治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是很值得同情和惋惜的,但这同他能不能“流芳于学问领域”没有决定性的因果联系。

 

王伯年在今年接连发表了为束星北辩护的两篇文章《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论证》[7] 和《试论束星北的学术地位》 [8]。在文献 [7] 里,他说束星北1943年写给爱因斯坦的信里的第一句话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 里的 acquaintance,有“相识”与“熟人”的含义。“如按‘acquaintance’为‘熟人’的含义,以上的英文则可译为:‘真遗憾,我至今还未有成为你熟人的机会’。这意味着:束与爱因斯坦的来往并未到达熟人的程度,但并不排除束曾短期内是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610日,“新语丝”网站收录了王伯年这篇文章。在网站主人所加的按语里说:“此文的论证完全不成立。在英文中,只要认识的人都称为‘acquaintance’,不必是‘熟人’,或者说,中、英的‘熟人’意思不同,不能根据英汉词典的释义来理解英文单词。如果束星北与爱因斯坦见过面,就属于acquaintance,若当了助手更是acquaintance。故束的信是否定他曾为爱因斯坦助手的铁证。至于他在论文中的致谢(爱因斯坦可能和他有过通讯讨论其论文),他人的说法(可能是从束那里听来的),都不足为凭。”

我以为这段话已经说得相当明白了。需要补充的是,束星北1933年发表的、关于电磁场和引力场统一理论那篇文章的最后,的确写下了这样的话:“作者感谢爱丁顿、爱因斯坦……和周培源诸位教授,他们或给予帮助,或给予有益的批评建议。”[8] 这里所说的“帮助”或者“批评建议”,可以是当面表达的,也可以是通过书信表达的,或者是通过第三者转达的,并不能由此得出束星北在那期间同这几个人都见过面的结论。例如,这句话提到的周培源,于1929年学成回国,直至1936年再度出国,不可能在束星北写作那篇论文期间在英国与他见过面。考虑到束星北的导师爱丁顿与爱因斯坦是好朋友,他们当时一个在英国,一个在德国,不难有机会见面,书信联系就更加容易了。我们没有根据,不能随便怀疑束星北那句话的真实性。同样,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亦不能由此得出束星北当面见过爱因斯坦,或者同爱因斯坦通过信的结论。

 

王伯年在文献 [7] 里又从几个方面论证了束星北是一位一流的物理学家。其中有些问题我已经在文献 [4] 里写清楚了。况且,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事,我也不想翻来覆去地说;只是觉得需要强调一下,对于科学家的成就的看法,最重要的应该是由其同行们对他的研究成果的评价得出来。不对其人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做出鉴定和评判,只引用他人的片言只语,是不足为凭的。例如,在唁电和挽联之类的文字中,出现稍有溢美之词是人之常情,这些文字显然是不能够当做科学评价的依据的。

文献 [7] 还以束星北在国际上一流期刊上发表过文章,作为他是一流科学家的依据。这当然是不能够成立的。因为,一门学科的国际上一流期刊的数目不会太多,我想一般就几种至十几二十种,总不会有一百种吧。那么,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数以千计的作者,难道都可以算是一流学者吗?此外,文献 [7]又以束星北的导师来作为他的学术地位的根据,这也是不能够成立的。一流的导师固然会培养出少数一流的科学家;但他们的多数学生未必能够达到一流的水平。

最后,文献 [7] 提到王淦昌谈到束星北的《狭义相对论》时说的话:这是他几十年教授这门课程的结晶。书中有些内容属于他自己的独创,是一般同名的教科书所见不到的”。我觉得王淦昌先生这句话是很有分寸的。一方面,王先生尽力为他的亡友争取出版了这本遗著作为纪念,另一方面也没有无原则地进行过分的褒扬。

我最近查阅过这本书,发现的确如王先生所言,“书中有些内容属于他自己的独创,是一般同名的教科书所见不到的”。在我看来,这主要指热学量和热力学定律的相对论不变性问题,在书中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据我所知,这个问题还没有获得最终的解决,束星北的论述可能会有积极的意义。但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没有时间细细推敲,难以做出恰当的评价。

不过,从书中另外一些论述里可以看出,束星北对现代物理学理论的掌握是有明显欠缺的。例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话:“通常说的物质的‘湮灭’和‘产生’似乎表示物质可以整个的化为能量而至‘湮灭’,但从狄拉克理论看来,所谓‘湮灭’只是负能阶的填塞,而所谓‘产生’也只是将粒子击出负能阶,并不是真正的‘湮灭’和‘产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可靠理论和实验的根据来推翻原来的狄拉克的理论)。”[9] 这就不对了。这里讲的“狄拉克理论”指1928年推出后来以他的姓氏命名的方程之后,又于1930年提出的“空穴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狄拉克方程的所有能量为负值的能级(即上面所说的“能阶”)都被填满了,而用这个负能“海”中的“空穴”来描写电子的反粒子-正电子。

不久之后,在使用产生算符和湮灭算符为基本描述语言的量子场论发展起来之后,狄拉克的空穴理论就变得过时了。[10] 这是今天任何一位修习理论物理学的研究生都知道的事情。由此看来,束星北对这方面物理学理论的认识,基本上仍然停留在1930年前后的水平上。出现这种状况,肯定主要是由于他个人的原因造成的,因为后来在他写作完成这部著作的时候,没有任何人阻碍他去获取新的知识。

因此,束星北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物理学家,读者就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了。

 

我以为,当前发生的“束星北现象”也可以当做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看待。从科学方面将“束星北现象”梳理清楚之后,这种颇具规模的现象得以产生的群众心理和社会意识的根源,仍然是值得探讨的。

 

参考文献

[1] 刘海军,《束星北档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

[2] 樊洪业,束星北当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吗? 南方周末,2005128

[3] 许良英,我所了解的束星北先生,科学时报,20051223B3

[4] 关洪,科学家传记尤应是信史-评《束星北档案》,中国图书商报·阅读周刊,2006211日,0204版;原稿题为:“一部浮夸的科学家传记-评刘海军《束星北档案》”,已被多家网站收录。

[5]  http://blog.diandian.net/member/1725/archives/2006/200629123034.html

[6] 王伯年,束星北曾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论证,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281):3-529;“新语丝”网站2006620日收录并加编者按。

[7] 王伯年,试论束星北的学术地位,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282):3-6

[8] 束星北,引力与电磁合论,中译文载《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论文集粹》,戴念祖主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567571

[9] 束星北,《狭义相对论》,青岛:青岛出版社,1995110

[10] 例如,参看:C. Itzykson, J.-B. Zuber, Quantum Field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80, pp.84-85